宋教仁首先严厉批评了居正，不听多数党人意见，还胡编乱造说是孙先生制定的《军政府暂行条例》。他宣布没这么回事。《军政府暂行条例》立即停止，重新制定军政府约法。
他把黎慕军、甘绩熙和郭林等人对《军政府暂行条例》上密密麻麻的批改，给居正他们看，告诉他们这才是湖北革命党人的心声。
刚刚登上权力宝座的黎元洪，此时还显得十分虚怀若谷，当宋教仁他们提议要立法时，他马上赞成。
于是，湖北军政府通过了让宋教仁全权负责制定《中华民国鄂州约法》的决定。这是因为宋教仁对各国政治制度有研究，而且他的政治敏感性强。他认为武昌军政府要成为新型的共和国，就要实行西方的民主法制。
宋教仁总负责，实际上他大量借鉴了黎慕军、甘绩熙和郭林等人对《军政府暂行条例》上密密麻麻的批改意见。
而且，宋教仁提议，让黎慕军、甘绩熙和郭林等人也参加起草《约法》，集思广益，共同完成这部法典。
《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尽管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宪法文件，但它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用三权分立原则，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的根本性法规。
《鄂州约法》共七章60条。
《总纲》中明确提出鄂州军政府是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都督及政务委员为行政机关，这个政务委员制度，类似西方国家的责任内阁制，目的是在于限制或牵制都督的权利。而议会是独立的立法机关，由人民通过普选制由人民自由意志选出的议员组成。法司是司法机关，由都督任命之法官担任，依法行使审判权。
《人民》章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通讯、宗教、居住等合法权利;有人身、住宅不受侵犯、非依法律不得逮捕审问、搜索的权利;人民享有选举和被选举等权利。
应该讲宋教仁抓住了最为关键的两点。
一是对于军人出生的都督，以及以后一切继任者必须严厉监督和限制他的权利范围。因此，作为牵制都督的权利的政务委员制度就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二是把立法和执法严格分割开来。政府只有执法的权利，而无立法和修改法律的权利。这些权利全部归人民所有。
甘绩熙和郭林等人，特别是黎慕军能够这么起草约法，完全是出自公心，并无偏袒黎元洪之意。但是，众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能够真正理解和欣赏黎慕军就是宋教仁了，他对这个小伙子刮目相看，印象极深。
而黎慕军在这段时间内，也亲身体验到宋教仁的睿智和气度不凡。
宋教仁身上具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那种温温雅雅并没有一丝的嚣张，却能让你细心聆听他娓娓动听的描述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神奇能力。宋教仁能让你相信，只有这种民主和尊重每个人的制度才是最理想的，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需要的。
黎慕军思想本来就进步，他对宋教仁的崇敬是出自内心的，他为同盟会里，有这么个优秀领袖人物感到高兴。他把宋教仁和张澜相比，俩人各有千秋。一个是思想的斗士，一个是行动的高手。他们两人要是携手合作，真是珠联璧合，足以和袁世凯抗衡。
《中华民国鄂州约法》择日向全国发表了。它向人们描述了一个新颖的人民共和国雏形的概貌，在中华大地上吹开一股新鲜的共和风。
但是在战场上，黄兴领导的民军节节败退。
11月27日，历时四十多天的阳夏之战以湖北军政府的军队退败武昌而告结束。清军完全占领了汉口和汉阳。
因为此时清军的海军全部反正，不愿参加内战，使得长江成为天堑。双方隔江而治，南北对峙。
谁都不具有彻底击败对方的军事实力。
海军得以反正，实是黎元洪的功绩。
黎元洪是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的学生。黎元洪以他们的师生之谊写信给老师。在信中他激励老师说：“现今满汉兴亡之际，兆端已久，不待智者而已明。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河改观，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国民与运尽之清廷抵抗，将不需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元洪非为私事干求函丈，实为四万万同胞请命。满汉存亡，系于师之一身。”
黎元洪的这番劝说对清海军起义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萨镇冰看信后，漠然无语，最后长叹一声说：“真不忍见同胞骨肉相残。”
几天后，海军各舰离开战场，更有的战舰归附民军。
同时，在北京外国使团的周旋下，南北方面首先停止了军事上战斗。
12月起，以袁世凯为一方，以革命党人和独立省份代表为另一方的南北议和开始了。就像一个家庭解体一般，在讨论葬礼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利益和财产的分配。
无论南北谈判的结果如何，袁世凯已经把历史的车轮的运转部分地纳入自己预定的轨道，他在让大清王朝“安乐死”的同时，要让国人接受他。
换句话说，他已经不但要做“终结者”，还要做“开拓者”。
南京政府在国家的体制上有了分歧。
宋教仁提出了内阁总理制，孙中山提出了美国式的联邦总统制。
宋教仁和孙中山的分歧，用今天的话来比喻就是宋教仁希望当家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总经理，一个是董事长;而孙中山则认为当家人只有一个，总经理和董事长只能是一个人。
按照宋教仁的思路：这样一来，即便让袁世凯当总统，孙先生担任总理，这样，大权仍然在同盟会手中。
宋教仁还强调要争取黎元洪，不能让他被袁世凯拉过去。
可是，这时候的孙文和黄兴等眼里，只有袁世凯，丝毫没有想到还有全国非同盟会的各地革命军政府。特别是孙文和黄兴等没有对在本次革命的带头人和最强者的武昌军政府以应有的尊重，因此导致了“宁汉龃龉”，做出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宁汉龃龉”引起的争论，大大削弱了革命阵营的力量，最终被袁世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因此，孙文先生“虚位以待”的决定，绝非气度不凡的决定，而是政治上非常幼稚和一种无奈的决定。
已经掌握大局主动权的孙文和部分党人，全然不顾全国非同盟会的各地革命军政府和同盟会中多数人的感受，坚持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底牌全盘托出。
那边的袁世凯马上和老搭档庆亲王弈劻演出了一场逼宫戏，用五十万大洋就将大清王朝贱买了。
回过头来，袁世凯又逼孙文和国民政府接受清帝退位的“优待清室条件”，为彻底推翻满清政府留下了大大的尾巴。
到了这时候，孙文和国民政府也只能接受。
历史颠倒了，孙文反成了袁世凯摆平清政府的配角。
整个民族浴血奋战的辛亥革命的成为了一锅半生不熟的夹生饭。
自以为是的孙文以为自己手里还有可以钳制袁世凯的两张王牌：
先是为了逼袁世凯南下就职，还专门派蔡元培等人组成代表团，专程迎接袁世凯南下。
袁世凯处理这类事情太驾轻就熟了。他一方面大张旗鼓地欢迎代表团，另一方面又指使部下“哗变”，造成他无法离开北京的事实。而那些专程来迎他南下的代表们也被“兵变”吓坏了。反过来替袁世凯说明不能南下就职的理由，使得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承认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于是，南京临时政府手里，只剩下最后一张能够限制袁世凯的所谓的王牌，那就是《临时约法》。
由于法制局长宋教仁的大力推荐，黎慕军来到南京，参加了《?临时约法》的制定。
草案初拟时，宋教仁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决主张实行内阁制，即民选总统，议会内部多数党党首任总理。他的观点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可孙中山却声称，我可不愿谁把我放到神圣的位置上却干不了具体的事情。他坚决不同意内阁制。他的潜台词是：我不是干具体实事的，干实事的是将。我是帅，是用将的人。
为此，同盟会同仁们只好听从他的意见，实行总统制，即总统民选，总理由总统任命。
到了民国元年2月7日参议院开始审议《临时约法》草案时，孙中山却临时改变主意，要求改为采用责任内阁制。
这一改动，带有很明显的“因人设法”的色彩。
这一改动，正是因为临时大总统将由袁世凯接任之故。因此，《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反映了南京临时政府既要让权于袁世凯，却又不放心袁世凯的矛盾心态，反映了孙文、黄兴等企图借一纸约法来维护革命成果的良苦用心。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作为担当临时政府和袁世凯之间联络的特使汪精卫早就被袁世凯收买。
当这些小动作被袁世凯知道后，他虽然非常愤怒，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并没有马上发作，他在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前，信奉着小不忍乱大谋的古训，什么都忍着。
宋教仁也和黎慕军谈过，一部《临时约法》弄得十分不伦不类，他心里十分不好受。
《临时约法》有关扩大议会权和限制总统权的规定，带有明显的因人设法的色彩。虽然这是出于特定的原因，但因为总统人选的变动而变更宪法的规定，造成因人设法，法随人变的不良后果。
作为国家大法的宪法，应该是无比神圣的。
孙文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根据立宪者需要而随意修改宪法。
现在，因人变动而导致根本制度的变化，表现出了立宪的随意性，也暴露了《临时约法》的虚伪性，
日后，袁世凯废弃《临时约法》而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实际上只不过是依样画葫芦而已，你能制定约法来限制总统权力，我自然也能制定约法来扩大总统的权力。弄到后来，作为确认国家根本制度、确保公民自由权利的根本大法，成了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中的面粉团。在这一点上，《临时约法》可以说是始作俑者。
黎慕军也向宋教仁提出，《临时约法》应有责任内阁制的两项权力，一是不信任案的通过权，一是解散国会的权力。前者是国会藉以监督行政权的手段，后者则是内阁抵制国会以求人民公断的途径，目的是为了保持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平衡合作。宋教仁也有同感。
二月中的一天，总统侍从室通知黎慕军，临时大总统孙文要在办公室和他谈话。
黎慕军奉命前去，只见孙先生已经在那儿了。
听遯初（宋教仁字）说，你对《临时约法》有看法，其实我也是，《临时约法》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
孙先生开门见山说：“”
黎慕军是第一次单独和孙先生相处，也是第一次能这么近面对面地交谈。说是交谈，更多地是孙中山一个人在侃侃而谈。
黎慕军注意到孙先生的眼睛很有神，不仅眉浓，眼大，双眼皮，而且重瞳。据说舜、尧、楚霸王项羽也是重瞳。这种类型的人，感情炽烈，不是水就是火。在他进入意境后，眼中似乎燃烧着什么，就像宗教仪式上那种虔诚和庄严。他站在那里。看上去是那么超凡脱俗，那么神圣。
不过黎慕军还是能听清孙文在立宪问题上的有几个重要思想。
大致说来他虽然主张仿效美国宪法，但他所要仿效的，是美国宪法中的总统制，却不赞成三权分立。按照孙文的主张，是应当实行“五权宪法”与权能分治。他提出还需增加考试、监察两项治权。
其次，他认为在建立国家秩序，实行地方自治的问题上，应该“先县自治之成立，而后国家机关之成立”的顺序。
最重要的是，孙文先生有他自己的“革命程序论”。
他将革命分为三个时期，先是军政时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奠定民国基础;二是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而一切军国庶政，概由国民政府完全负责。最后才是宪政时期，才来考虑制宪立法。
“五权立宪”画蛇添足，“三训”理论更为军人野心家大开绿灯。
黎慕军认定孙文先生的理论看上去有很多过人之处，其实非常地不切实际。
他把自己的意见简明扼要向孙先生坦诚了。
也许，这一切太出乎孙文的意料了。
只见孙先生的眼光突然变了。
双目炯炯，此时的眼神就像一把利剑要刺透你的五脏六肺。
“你这个同志，你怎么这么没有觉悟。作为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作为公民，必自问甘愿服从领袖一人，毫无疑义而后可。你这想法要不得，要不得。”
过了一会儿，孙先生有说了如下的话：
“我知道你是跟随黎元洪的，当今社会人人都讲自己是革命的，是拥护共和的，如何分出真假？要从人物上看去，从前反对共和之人，便是以后反对共和之人，我们万不能相信的，要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要除尽假革命，才有真革命。只有这个时候，才有幸福可享，国家才得永远太平。你好之为之吧！”
谈话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
这次会见同样也给黎慕军极不好的回忆。
黎慕军在张之洞和黎元洪身边多年，阅人无数，也练出了一整套察人识事的本领。在张之洞表面上随心所欲的背后，是大事清楚，大局观的清晰。而黎元洪的宽厚，或多或少体现了他潜在的民主意识。
黎慕军也和周围的一些同盟会员谈到孙中山，居然多数人都明显地感到孙文胸怀不宽，缺少容人之量;说话、办事过于轻率。更严重的是孙先生的领袖欲太强，民主素养不足，不时显露专制、不择手段的习性。
黎慕军认定这些正是共和制所忌讳的。
事后，宋教仁也找黎慕军了解情况，黎慕军坦率地谈了对孙先生的看法。
宋教仁考虑了一下对黎慕军说：
“对于领袖人物，主要的还不是个人的性格等小节，最重要的是对大局的判断和提出相应的政治纲领，现在的问题在于对于政治形势太乐观了，以为只要让袁世凯做总统，我们革命党人就可以全心全意投入经济建设。其实，政治革命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临别时，宋教仁还再三关照黎慕军，说话千万谨慎，现在南京和武汉之间的矛盾加剧了，尽量一起来减少这个矛盾，千万不要多事。因此，当《临时约法》公布后，黎慕军又回到武汉了。
“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试观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之势力不惟不因以消灭，反得凭借之以肆其恶，终且取《临时约法》而毁之。”
没有多久，现实就告诉人们，南京临时政府的愿望最终只能化为泡影。孙文先生后来在总结这段教训时曾这样说过：
然而，南京临时政府的这种“超前”立宪的做法，却被袁世凯所仿效。
他在没有民主政治的事实的情形下，用一部“宪法”来粉饰打扮，证明自己独裁统治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宪法成了独裁政治的装饰物，这恐怕是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党人所始料不及的，不能不说是中国宪政运动的一大悲剧。
“圣人”不敌枭雄。
这也是整个民族幼稚的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