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的宗旨，以避免家长制一丝一毫的出现。“泛”坚定了创建新世界的决心，绝不倒退。
“泛”主张低调的生活：朴朴实实而又滋滋润润，冷眼看世界，仅此而已。
但是，由于各人的作用不同，“泛”内部分工很细。
山长、堂长、管事、干事等地位不同，责任也不同，分享也不同。
“泛”不提倡平等主义！
因为“泛”认为人除了某些广义上的平等外，其实不可能绝对平等。就像十个手指不一般齐，如果要所有的树木一样高大，只有一种选择：砍掉长得高的，让高的向低的看齐，这就违背了大自然的法则。平等主义一定和家长制相符合，因为个人管理能力的有限，而希望通过平等主义来简化管理。这种形式主义是伪善的，是堂而皇之的外表掩盖下的腐败，是以牺牲人的努力和才能来迎合人类天性中惰性，是最消极厌世的慢性毒药。
和孔子正视尊卑高低不同，他是推崇等级制度，以为这是稳定社会的唯一积极因素和最至关重要的。
不，“泛”却认为人的差异，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造成的，其实都是不公正的。
只是人类社会尚处在幼年，世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人人皆能真正平等的社会模式，我们大家的智力不够，或者说社会发展还没有到这个层次还没有脱离这个初级阶段。这还只能停留在人们理想中的大同境界里。
所以，“泛”暂时还不能接受平等主义，但这不表明我们大家同意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心安理得地看着不平等的事，天天发生。
书院中广泛流传着英国哲人赫胥理的这么一句话：
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要大。
所以，“泛”更要尊重每个人的思维和思想的能力。
“泛”提倡民主，提倡集思广益，提倡谋后而动，正是基于在每个人努力的后面，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只有每个人都关心书院的大事，爱护自己的事业，“泛”的事业才能克服各种困难，平安向前。
“泛”内部通常的商讨就是在这种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不但给许多级别不高的弟兄们畅所欲言的机会，这也给了朱芙蓉和邓樨儿这样的年轻后生以信心。
周而成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原则上同意朱芙蓉的观点。
他的发言，引起了“泛”中众人的兴趣。
接着，周而成开始娓娓不倦地谈起具体的安排了……
这一段时间，国内最大的时事就是孙中山先生北上。
孙中山到达北京，受到了国家元首规格的盛大欢迎。袁世凯隆重接待，市民争相瞻仰，以至于万人空巷，北京出现了百年不遇的盛况。在孙中山先生北京之行的近一个月中，成了所有的新闻最关注的焦点，也是举国上下万众瞩目的头等大事。
孙中山留京25天，同袁世凯密谈13次。之所以称为密谈，是因为所有会谈只有孙中山、袁世凯和梁士怡三人，绝无他人参与。所谈内容均为国家大事，包括政治、财政、实业、国防、外交等各方面。每次会谈，都是从下午谈至深夜，有好几次要到次日凌晨。这种“马拉松”式的会谈，使得那些新闻界同任，望眼欲穿，然每次梁士怡都以“无以奉告”打发那些精疲力竭的记者。报纸上只有标题式报道，详细内容无从得知。更由于不久后梁士怡去世，这段历史可能成为“千古之谜”了。
但双方一定谈的很融洽。
这从几次酒会中，袁世凯和孙中山互呼对方“万岁”，就可以窥见一斑。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孙袁的“蜜月”。
报上说袁世凯对孙中山“百般曲意相从”，笑脸相迎，执事极恭。而孙中山公开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旰。”
对于孙袁的“蜜月”，国人尽管各自的观念、立场、派别和利益异同，但都希望这俩个当今中国最为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共同为了国家能从此以后就告别封建专制，开始富强起来而团结合作。
可是到了临了，结果却使人云里雾里，疑惑不已。
袁世凯的目标是希望孙中山正式推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孙中山同意了。孙中山得到的是全国铁路总督办，月薪三万。孙中山先生就此退出政界，去完成他那十年内修建二十万英里铁路的宏大计划。接着，黄兴也接受了袁世凯的委任，担任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革命党人的俩大领袖就这么激流勇退，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邓兆麟叹了口气对朱中安说：孙中山襟怀坦白，可实在书生意气。他的真诚坦率，实在是用错了地方，用错了人。
邓兆麟参加过张之洞在鄂西北展设公路和电报、电话线路的工程建设。他是这类工程中所有的勘察和测绘等先期技术工程的主要负责人，也算是这方面的专家和权威了。
对于铁路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邓兆麟以为比公路建设更难、量更大、技术要求更高。对专业人才需求量更大。因此，邓兆麟认定孙中山先生的十年内修建二十万英里铁路的宏大计划，只是一种豪言壮语，绝无实际操作可能性。十年内别说修建二十万里铁路，我们国家还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和能力，也没有这么多专业施工人才。十年内能够做好二十万里铁路的勘察、测绘、选点、制订施工方案等先期工作，已经是个奇迹了。要知道，自铁路在中国开始修建起，迄今为止已经整整四十年了，这四十年间，国家竭尽全力也只修建了一万多里的铁路，而且，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直接导致了大清帝国的崩溃，也是说明铁路工程浩大，时间长，没有丰裕的经济实力是很难建成的。
有道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朱中安相信邓兆麟的判断是不会错的，朱中安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会如此天真和幼稚，难道他的确像民间传说的是一个“才不胜德”的政治家？
其实，即使退居二线，朱中安认为还是有一个职位更适合孙中山先生。而且，以孙中山受到人们如此拥戴的旺盛人气来讲，也只有他能够胜任——那就是对于最高权力的监督或监察。
就拿书院来说，最高领导是作为山长的朱中安和唐飞，而身为监院的邓兆麟，就是执行监察大任的人。他手下还有监事等渗透到各个部门，人数不多，但精干得力。最关键的是，它们是独立运行的，它们的存在，就是明摆着对最高权力的制约。
有人会说有这么一套系统，难道不是在自己削弱自己的力量，何必呢！
其实，在人世间，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
朱中安认为：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有一个理想主义似的监督者，他的吹毛求疵将削弱最高领导的权威，可是它也能有效地防止新的专制者和独裁者的出现。这才是中国这个社会能从一而再，再而三，千古不变的“百年轮回”中超脱出来的唯一途径，从此走向一个全新的新社会的唯一可能。所以，书院虽小，却仍然建持监院的形式，也是“泛”的一种美好愿望的体现。
权力导致腐败，这在中国几成公理。
中国历史上也有用考课、监察、巡视、纠劾等手段来治理掌管权力的官吏之腐败，甚至于在明清时期，中国专制皇权中，还有一个专司监察、纠劾官场弊病的都察院，它的构造和分工非常合理，有些外国学者还认为中国专制皇权中的行政监察是相当成熟和高度发达的，可为什么仍然抵致不住官场越来越严重的糜烂和腐败哪？
都察官官服绣以“獬豸”，一种传说中能辨善恶的猛兽，它公正严明，是法律的化身。
而且，都察院的官员，一般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不仅都是学问渊博，还须忠爱朝廷，勇于进言，有置生死于度外的超人品性。像海瑞，于化龙，江春霖等，一般情况下，他们的直言不讳都得到皇权明里暗里的鼓励，他们重点监察对象上至王公贵族，朝廷命官，下至地方督抚和一般官吏，权限大，范围广，可谓上能“呼风唤雨”，下可“无孔不入”，但仍然作用不大，为什么？
与隋唐宋元监察体系比较，明清都察院科道制，设置有所精简，人员比较简约精干，大体与中央六部和地方十五布政使司行政系统相适应。而且分工明确，容易克服机构冗杂，互相扯皮的弱点。
而且，作为清代监察制度的一个“小发明”，科道合一的体制，是个立体交叉的监察系统，依中央六部的划分专设六科给事中，直接对皇帝负责。按省划分的十五道（省）监察御史（由明朝原来十三道发展而来），采用垂直领导模式，能够一竿子插到底。
这样的结构，特征鲜明，在它表面有效监督官吏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却是与生俱来的缺陷。
第一，进行垂直单线式的监察活动，与皇帝保持较直接的依附关系。一般不允许其它大臣，乃至御史台长官插手。这种做法便于皇帝个人对全部监察活动的控驭和操纵，也使都察院更像一个特务机构。
第二，监察活动及组织，独立于行政系统而自成体系。在不受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预的同时，它也有自身净化的问题。在腐败成风的现实中，结果监察机构本身的腐败危害更大。事实上，官官相护，互相包庇，成为了明清官场的主流。
第三，监察官品秩卑，权势重。这种品秩与权势的较大反差，主要是为了激励监察官尽心尽力，忠实履行其监察职责。然而，在“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地区，监察官向地方官屈服的事例，比比皆是。
其实，中国的监察制度，尽管是历代帝皇呕心沥血的杰作，然而它缺乏了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对最高权力监督和监察。
所有监察、弹劾、纠察等的最终结果，仍要由最高权力者本人裁定。皇帝们仍然超越了监察制度。
这是中国的监察制度最根本和最致命的缺点。
从根本上说，只要监督系统不能获得对于整个权力（包括最高权力者）的监察纠治权，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寻找到预防和纠治腐败、贪污的权力机体的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