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田良平、宫崎滔天、萱野长知、北一辉等人都不约而同的把领导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宋教仁这个看似乳臭未干实则老成实干并充满智慧的“湖南”小子身上。
内田良平更认定只有宋教仁才能担当同盟会的领军人物，北一辉甚至甘当宋教仁的秘书，鞍前马后为他奔波。
此时的湖北新军中，革命派已经成气候了。
可是最主要的两大革命派，文学社和共进会却不团结。非宋教仁不能把他们团结起来。
同盟会和黑龙会让宋教仁及时回国，但同时也派人严密监视他。
宋教仁回国，很快就和陈其美等人成立了中部同盟会，其实就是另起炉灶，彻底撇开孙文的影响，改变思路，在中国的中部开花。
而且，宋教仁不在把起义的希望放在会党身上，而是放在掌握枪杆子的湖北新军党的士兵和下级军官身上。
除了宣传革命，中部同盟会工作的重点就是做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派的协调工作。
文学社不成问题。
文学社的蒋翊武、刘复基本是宋教仁的小兄弟，是华兴会在国内分枝。而且，他们都是宋教仁的湖南常德同乡，尤其是那个“小诸葛”刘复基，从来就是唯宋教仁“马首是瞻”。同样地蒋翊武对宋教仁也是崇拜得很，可以用五体投地来形容。
1902年，在漳江阁上，宋教仁对刘复基说“中国苦满政已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今日之武昌，雄据长江几南北水陆交通之枢纽。无论以全国言之、东南言之、湖广言之，形势皆在武昌。”
“如一旦有英雄起事于东南，首先宜夺取武昌以为根据，击鄂都（湖广总督）之头于肘后，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因粮于蜀，南接援于湘，然后成立新政府，徐图北伐，直捣北京，定可得志于天下。”
受宋教仁思想的启发和指引，刘复基遂更名为汝夔，入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从一个普通士兵当起。他和蒋翊武等人在湖北新军中的成立的文学社，人员最多，思想最先进，组织最严密。蒋翊武是社长，是晁盖、宋江一样的当家人，刘复基就是“智多星”吴用，是文学社的大脑，是文学社的智囊。
可是湖北共进会，虽然是表面上是同盟会的成员，其实是一个洪门成员众多、具有秘密结社传统色彩的组织。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湖北藉归国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共进会与同盟会关系松懈。他们分门别户，各自争抢新人。共进会招兵买马之盛期，甚至大大超过了同盟会。
当时的同盟会，恰值《民报》被封，孙中山因为“私吞”款项，被章太炎四处臭骂，到处游走不定。因此，同盟会总部事务无人统一打理，凡事涣散。趁此机会，共进会以新起之锐，与同盟会分庭抗礼。
共进会的会长（总理）为张伯祥，下设九部，还安设了九省都督的人选。刘公等人创设湖北共进会，本来是因对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不满而发。他们认为，同盟会只知埋头在国内四处搞暴动，联系会党的基本工作根本没有任何新的进展。特别是对于湖北新军，同盟会一向因循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死角，基本上从未顾及过。再者，同盟会选择的起义地点，只重华南，没有想过在长江流域经营革命活动。特别是在屡战屡敗以后，孙中山不去总结失败原因，却依然一意孤行在海外穿梭游说弄银子，使得许多人深感不满。
在武汉，共进会主要的组织者是孙武。他行事一向缜密，能从实际情况出发。
孙武是反对孙文的急先锋，但和吴禄贞却是生死之交，而吴禄贞又是和宋教仁十分志同道合，更是惺惺相惜。所以，宋教仁能做好孙武的工作。
吴禄贞又是和宋教仁友谊，可以从华兴会成立的当天说起。
当天，还有一位从北京远道而来的新军军官前来“入股”华兴会，他就是吴禄贞。
对于湖北籍的新军军官吴禄贞的要求加入华兴会，多数人不以为然。只有刘道一和宋教仁这两个最年轻后生坚决支持。
宋教仁还引经据典，以法国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革命发难于伦敦为依据，切望吴禄贞以京城为重点，不可坐失任何良机。
日后，吴禄贞和宋教仁共同一起协同清朝政府粉碎了日本政府企图“蚕食”中国东北三省而蓄意制造的“间岛”事件，捍卫了祖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完整。
吴禄贞和宋教仁在国家、民族、朝廷、政府等概念上的先进和正确的认识，他们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刻和彻底，为当时多数“革命造反派”所无法理解也无法到达的。为此，俩人在信仰和思想的高度上建立的革命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所以，孙武可以不买同盟会其它人的帐，但是宋教仁的话，他肯听，也一定听。
不过，当时的时局需要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尽快联合。
这时候，在两派之间起穿针引线的同盟会的代表宋教仁和谭人凤等，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宋教仁。
如果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分裂还不能马上弥合，不用说起义和举事，连生命也于危险。
了解到共进会内部孙武和刘公也有谁主沉浮之争，宋教仁对孙武说：刘公身体不好，你要多担当些。和其它革命组织的合作是至关紧要的。
这一席话，让孙武吃了定心丸。
同时，刘复基在宋教仁的指示下，让文学会采取主动姿态。
刘复基和孙武也不负宋教仁的嘱托，终于互相后退一步，变猜忌为交心，将文学社和共进会团结起来，把湖北新军牢牢控制在手中，奠定了武昌首义成功的基础！
黑龙会在此期间，多次利用日本的商船运载宋教仁和谭人凤等人在上海至武汉间穿梭，逃避清军的检查。黄金忠作为一个合格的引航员，也参加了乐维堂的派遣行动。
在黄金忠的眼里，宋教仁是个伟大的人，这不仅仅是宋教仁是常德万民敬仰的大革命家；而且，这时黑龙会内部的宣传也很奇怪，他们非常明显地扬宋抑孙。即便是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人，也开始对孙中山颇有微词。可是对宋教仁，却是赞赏有加。
其实，常德人哪有不知宋教仁的。
“当不惜杀一人以谢四万万同胞！当不惜杀一人以安万世之天下!”，连孩子们都能滚瓜烂熟背诵宋教仁的这样的警世明言。
黄金忠对宋教仁的推崇，其实也在增加他对中国的感情。
黄金忠并非纯种日本人，日本只是父亲嘴上的话题，还是像符号、文字那样死的东西，并非活生生的。湘西的山山水水、常德的一草一木、武汉的人文风情、两湖的水文地理等才是他心田里深处的风光山水，更有那一缕无法抹去的旧雨家园的情感。父母的那样惊世骇俗的爱情，更让他刻骨铭心。
黄金忠还算是个正直的年轻人，对于革命、政治等他并不感兴趣，只是命运让他和日本的黑龙会这样的组织连结起来。除此之外，他首先还是个中国人。
当黎得水向周而成要水军军官时，周而成把黄金忠推荐给他。黄金忠做拖轮的船长去湘西，再合适不过了！
乐维堂希望黄金忠能把船队的情况及时告之，并不一定是要介入，只不过是情报机构的惯性。
黄金忠在慈利和大庸都曾发过电报，可是，随着和船队的交往深入，他也不太愿意继续做密探了。而且，船队好像目的和任务都在变化。再也没有当初的来势汹汹和满眼杀气，而是成为一个商队，跑起运输，远离政治，远离纷争，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得了的目的了。
所以，他想趁这次回武汉和乐维堂谈谈。
船队的事他也安排好了。
如今严力归和杨耀宗的大儿子都已经能熟练地驾驶拖轮，尤其是那个严力归，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非常地能干。所以，他可以放心离开船队。
倒是和乐维堂的谈话，黄金忠心里十分没有底。
小原善太郎就像自己的亲叔叔，但是他是从事非常危险的职业，对中国的刺探让黄金忠两难。他也不愿再做这样的事了。黄金忠不愿做对不起中国的事，哪怕是小原善太郎的命令。
如果，日本人和乐维堂还是不能谅解自己的话，还是回湘西吧。这是生我养我的家乡，是父母生死相爱的地方，黄金忠愿意在大山里简简单单生活，那怕是一辈子。
黄金忠想法太简单了，他还是太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