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以两党制或多党内阁为基本政治主张，推进全新的、民主的、自由的政治制度建设。
宋教仁多次宣讲说：
“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以此为指导思想，宋教仁和国民党相应地有三个措施：
一是区分秘密的革命组织和公开活动的政党。
二是公开活动的政党致力于合法的竞选活动。
三是运用各种合法的政治权利和大众传媒，对袁世凯及其政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监督。
尽管这过程有缺陷，但国会第一届的议员们总的说来对履行自己的职责是认真的。从内阁组成人选到大借款和各大政治事件，都进行了认真的辩论和质询。
再加上民国初建，大体上保障了新闻自由，他们与传媒合作，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活动进行了认真的监督。
例如，袁世凯的作为就被报刊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袁世凯的破坏民主与法治的种种作为，无一不受到严厉的谴责，从而使这一年成为中国罕见的政治开放和比较文明的年月。
有了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灵活机警的手法，更有国人的支持，宋教仁和部分革命党人的辛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因此，国民党在1912年底和1913年初进行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国民党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入主内阁已成定局。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宋教仁在南下各省的途中，他更加积极地向广大民众宣传国民党的纲领，甚至设计了一个在正式总统选举时以黎元洪取代袁世凯的计划。而他在各地受到人民狂热的拥护和欢迎，说明了民心的向背。
然而，恰恰在国家有希望的时候，宋教仁被无耻之徒暗杀了。
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再也没有比宋教仁的死，更让我们震惊和悲痛了。
如果我们的良心还没有泯灭，我们就应该为这个民族而慟哭；
如果我们还有泣血的能力，我们就不能不这个民族而泣血。
宋教仁，一介书生，手无寸铁。
但就是他：
和黄兴一起建立了华兴会，成为同盟会的中坚；
在孙文游离欧美之际，他领导中部同盟会策划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
他亲手制订了《中华民国鄂州約法》，中国第一部民主宪法；
一夜之间，洋洋万言写下了《中华民国臨時約法》的大纲；
他更在孙文颓废之际，创建了有着更广泛民众基础的国民党；
进而通过了选举，以第一大党党魁身份入主政府；
带头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掀起了民主政治的旋风；
……
宋教仁，他满怀民主的梦想，凭自己的良知和才智，唤起民众，共同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和共和理想。
只可惜，他错生在一个没有规则也没有人想认真遵守规则的国度里，他错生在一个只崇尚武力、迷信权威、民主意识淡薄的时代里，只能在三十二岁就攀上了人生的最高峰之后，生命被歹人夺走，戛然而止，惨然而逝。
在中国几千年集权专制社会行将就木之际，在中华民族历史车轮前进的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那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31岁的生命,更使近代中国一个可能实现民主、宪政的千载难遇的大好历史契机与国人擦肩而过。
宋教仁之死，证明了几千年专制集权土壤孕育出来的独裁者们，是决不会让主张分权的民主人士去制约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的。不管这些人，他们是打着继承旧时代“传统”的教义，还是创新新时代“革命”的旗号。
回首这段历史，充塞满眼的只有尘埃——
那是反动政客在黑暗中舞蹈；
那是阴谋家在无人时的窃笑；
那是崇尚武力着的得意；
那是殉道者鲜红的血迹；
那是处于水深火热中人民的欲哭无泪。
这是中华民国的耻辱；
也是中国政坛的耻辱；
这是中国历史的耻辱；
也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究竟是那些魑魅魍魉杀害了宋教仁？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问题严酷而尖锐无比地摆在国人面前。
回答不出这些问题的民族是懦弱的民族，
而懦弱的民族注定是要饱尝苦难的。
近一百年来的历史，已经向世人毫无悬念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悲剧的民族，它总是热衷于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而对关系到民族福祉的生存空间漠不关心。尤其是那些一心问鼎华夏最高位，不惜工本，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野心家们。
领土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和最宝贵的资源。对一个民族，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无论实行民主还是专制，没有生存空间一切都是空谈。
宋教仁看到了这一点，为了把东北牢牢掌握在中华民国手里，愿意和袁世凯一起努力。
在历史上，为了“间岛”不被日本人巧取豪夺，他侧面帮助过大清朝。
在今天，为了东北的彻底回归，他正在努力。
但是，这让日本人和亲日分子害怕，他们把东北看成是囊中之物，更看成是日后“入关”的跳板。
也让曾经答应把东北作为花红赠送给日本的同盟会部分首脑、宋教仁昔日的“战友”恐惧，他们将成为失信用的小人，被人看不起。
它们联手策划了这起政治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