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宋教仁如果不被刺杀，民初会实现政党政治吗？
如果宋教仁组阁成功，那么有一点可以肯定：孙中山在历史上的身份只会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一个出身在南方边陲，受西方教育，半辈子游历在外，得到日本朝野支持，因缘巧合起了一点关键作用的边缘人。
他的最高成就可能就是在铁路的建设上。
他也不会被称为“国父”。
其实，孙中山被称为“国父”，不是因为他对中华民国的贡献，而是相比较之下，其他人的形象实在不被国人待见，比如袁世凯。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一方面大兵压境，对湖北军政府即对革命党阵营施加压力；一方面却“養寇自重”，反过来压制清廷。
在他左右开弓、软硬兼施的组合拳之下，清王朝只能退位。
建立了如此历史伟业，袁世凯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人大总统。
按照袁世凯不学有术，为那个时代的一代枭雄。
可是袁世凯东权术，不懂现代政治。
袁世凯的治国方略，能够相处的政治对手，理当是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角逐者。
事实上，袁世凯与宋教仁也确实以亦敌亦友的关系彼此相处，并非如后人刻意描述的那么势如水火。
袁世凯难以把握的乃是突发性的江湖造反。
倘若孙中山听从了宋教仁的劝说，与袁世凯竞争大总统败北之后，转而与宋教仁一起从事国会的努力，那么袁世凯即便感到压力，也不会担心对手不按牌理出牌而不至于动辄兵戎相见。
现代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双方能否遵守游戏规则，乃是政治运作得以成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袁世凯在政治改良在话语上的缺乏，同时又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的难以自觉。
袁世凯的政治改良全然是摸着石子过河。
袁世凯则一会儿摸起议会政治，一会儿摸起专制皇权，不知道该选择哪一块石子。
基于这样的捉摸不定，袁世凯无法真正读懂宋教仁在国会的努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换句话说，袁世凯从宋教仁所致力的议会政治努力中，并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其改变中国政治游戏规则的历史意味；以致会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以为天下归心，断然走向皇朝复辟。
袁世凯看不懂的宋教仁努力，孙中山更加看不懂。
这样的看不懂不仅体现于孙中山的拒绝听从宋教仁建议，拒绝与之并肩从事议会政治，而指挥着把南方所有的武装力量自动马放南山，主动放弃对袁世凯的限制和监督；而且更体现在宋教仁被刺之后，孙中山乘机翻脸，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把中国历史推回江湖造反，推回到那种你下去、我上来的历史轮回之中，开创了中华民国以暴制暴的首章。
无奈何习惯江湖造反的孙中山，缺乏宋教仁那样的现代政治意识，总以洪秀全为楷模，却不知解决了满汉之争后的中国，其实已经想新时代跨出了关键的一步。
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是一种误导。
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更是一种误导。
孙中山一生愁得就是没有钱，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资本家肯拿钱来给他来干革命，来造反。陈其美也是为了替孙中山筹钱，才急功近利被人乘机暗杀的。
孙中山一生最热衷的就是军事运动，他要做大元帅，不要做大总统。他喜欢干脆利落、快刀斩乱麻式的武装斗争，最讨厌的就是婆婆妈妈式的民主。至于以暴制暴、激烈的武装暴乱乃至天下大乱会给这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将带来怎么样的后果，他是不管的。会给那些生活已经艰难困苦的成千上万的民众雪上加霜，他也是毫不在意的。
准确地说：孙中山是近代文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他们不拍打破旧社会，因为中国的数千年的科举制嘎然废除后，一大批原来的读书人失去了向上攀登的机会。这批激进的文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新兴政治势力，对旧社会有极大的杀伤力。在颠倒乾坤的过程中，他们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得到的可能是一切。所以，为着自己的个人的前途，他们不惜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和他们一起同生死、共存亡！
他们既不代表有产阶级，又不代表社会底层。
他们有文化，没财富。
他们有知识，没地位。
他们是文化无产阶级的文人，不同于历史上的市井无赖、刘邦、朱元璋那样的游民无产阶级。
他们懂得中国历史，甚至是精粹——成王败寇、农民问题、中央集权和宫廷政变……。
他们只想造反夺权，实现原先在科举制中能得到的个人地位和个人利益。在本质上，他们是坚持中央集权制的。在政治上，他们是非常激进的，崇尚暴力，不怕血流成河，狂热的革命风暴会让他们感到非常过瘾，
孙中山就是这些文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一大部分人的代表。
孙中山虽然口头上讲的是三民主义，但骨子向往的却是洪秀全式的成功。
孙中山既看不懂袁世凯的政治伎俩，也不明白宋教仁的政治操作。
其实从孙中山起，激进的文化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开始了不断向清朝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挑战叫板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如果说，推翻满清为大多数人民所支持的话，那么对于合法民国政府的挑战并非是符合全体国民的意愿的。
宋教仁被杀后，中国的政局大乱，历史的车轮突然倒转，回驶进到袁世凯和孙中山争夺天下的怪圈之中！
国民党从领袖宋教仁被暗杀后，就像一辆没有刹车的战车，把战火从南方烧到北方。到了蒋介石上台，更是天下大乱，军阀重开战，洒下人间都是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