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二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年级时的三个班又被合并成了两个班级。在古庙前面破旧的戏台子上上课。
戏台子中间垒起了一道砖墙，将整个宽大的戏台子分成了两个教室。台口上也垒起了一道一人多高的砖墙，在中间砖墙两侧的位置上开了两个门，门前是一个小土坡，连接着戏台子上面和它下面的地面。
教室里面没有课桌板凳，也是跟古庙里一样地用手腕粗的木棍一排排地钉着宽厚的木板当课桌用，开学时学生们将自己家里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小板凳带到了戏台子上的教室里。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一位结婚不久的女老师，有着粗黑的大辫子和大大的眼睛，但是一边的嘴角总往上翘着，显得一边脸大一边脸小，给人一种奇怪和可笑的感觉，因而并不怎么漂亮。她经常穿着红色的上衣，身材高挑，走路时撇着八字步。
教室里每排并排钉立着两块木板，在教室的中间和两侧留着过道，将教室分成了左右两半。同学们密密麻麻地挤坐在横亘在面前的宽厚的木板之间，再也没有同桌关系。我和梅没有坐在一起，没有在一排，也被分开在了左右各一半的区域，这使我刚一上学就感到很是失望。
梅的妹妹也上学了，她有着圆圆的脸蛋，白嫩的皮肤，跟梅一样的漂亮。但她却没有梅那样的文静，爱跑爱动，乌黑的头发被剪得短短的，很像一个男孩子，她常常跑到戏台子上我们的教室里跟她姐姐玩。刚开始大家都看不出她是男孩还是女孩，就问梅，梅微笑着说是她的妹妹，这也使有些同学不太相信，即使她常常穿着漂亮的裙子。有一次，在课间活动时，有位男同学竟然在情急之下，趴在教室的地上向她妹妹的裙子内观看，想看看她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大家的哄笑下，他才恍然醒悟过来他的这一行为有些不应该，慌忙从地上爬起来，羞红着脸跑到一边去了。梅的脸蛋也是被气得红通通的。
开学后不久，我得病了。我是晚上在三更半夜时被头疼从睡梦中疼醒的。此后我神志不清，一直处于迷离恍惚之中，只是在口中一直不断地喊头疼。那天晚上父亲没有上班，他刚好在家里，他急忙把我送到街上的公社医院里。我不知道值班的医生是如何给我父亲说的。很快地父亲骑上了他的自行车，把我放进了横搁在自行车横梁上平时带弟弟的挎篮里，在黑暗的夜幕中骑着自行车向市里的医院奔去。
父亲带着我一路狂奔，他没有走平垣而遥远的柏油马路，而是为了走近道在漆黑的夜幕中拐下了河滩。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神志不清，对此一无所知。但当走到搭建在河上的临时便桥边的时候，我忽然神志清醒过来，感到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微露出的一丝儿深黑的蓝色和空气中的清冷。父亲停在了桥头边，叫醒了在桥头边的小黑屋中沉睡的看桥人，给忽然惊醒而慌忙起身出屋的看桥人付了过桥钱，看桥人在得知是父亲送我去看病时，急忙一边撤除横亘在桥头上的路障，一边口中向父亲说着祝我平安的话。父亲一边答应着，一边匆忙骑上自行车，骑上了河上临时搭建的便桥。
便桥上坑坑洼洼，自行车走在上面颠簸得很厉害，每走一步，我的头就像摇荡着的蛋黄即将破裂而出的鸡蛋一样，有一种头疼欲裂的感觉。桥下是平静流淌着在黑暗中透着微明的光亮的河水，为了止住那种欲裂的头疼而使它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真愿意跳下桥下那平静流淌的河水中去。我口中不断的大声呻吟变成了哭喊，我不断地央求父亲把我扔到桥下的河水中去以摆脱那种剧烈难耐的头疼。我的双手搭在自行车车头上，浑身无力地软绵绵地将头搁在扶手上，泪水涟涟地不停地痛哭流涕地央求着父亲。父亲不停地说着“马上就好了”“马上就好了”的话安慰着我，继续小心快速地骑着自行车向前奔去。
骑下便桥的时候，河滩的石子路更加颠簸不平，不停地呻吟哭喊着的我又昏了过去。
当我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我已躺在了医院里洁白柔软的病床上。母亲已坐着天亮时第一趟公共汽车从家里赶来，此时她和父亲正陪伴在我的身边，他们见我醒过来时，脸上露出了欢欣的笑容。
病房明亮的玻璃窗外阳光灿烂，碧绿高大的树木上鸟儿欢鸣着，微风从微启的窗户上徐徐吹了进来，使人感到舒爽和惬意，此时我不再感到头疼了，感到了活着和存在的美好。然而回想起微明的清晨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从河上的便桥上经过时的情景，那种头疼欲裂的感觉和一心想跳进桥下流淌的河水中以求摆脱那种巨大疼痛的感觉，仍然叫人永生难忘。
后来，穿白大褂的男医生在向我父母说起我病情的时候，显得有些诡秘，显然他想有意地回避我。在我向父母追问我的病情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回答我，只是微笑着告诉我不要紧的马上就会好。有一次在我向母亲问起我病情的时候，她说不是什么大病，只是以后可能有后遗症的，她的话使我有些心事重重。父亲知道母亲给我说的话以后对她进行了责备。从此以后，我便什么也不能从他们的口中获知了。
住了将近一个月的医院后，在获知我即将出院的消息后，我非常高兴，第一次娇气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他给我买一瓶罐头的想法，这个想法许久以来一直在我的心里，我感觉到现在是应该向父亲提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父亲始终不肯答应我的要求，在我的百般乞求下，父亲最后说，有时间的话去百货大楼里看看，如果有的话，我就给你买一瓶。于是我对父亲的话充满了期待。
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那是因为在那之前的某个时候，我舅婆的母亲也即是我的另一个巴婆过八十岁的寿辰时，我舅婆和我母亲把我带了前去祝寿。我那个巴婆的家在绵延的秦岭山麓边缘处的一个小村庄里，离我大姑家的村庄不算太远。在农村那时候能活到这么大岁数已很不容易，况且我舅婆的兄弟姊妹众多，也有在外面的城里干大事的，能回来的都不远千里地回来祝寿，他们带回来各种好吃好穿和好用的东西，满满地堆满了巴婆所住的那间厢房。
巴婆虽然已头发苍白，身体却很硬朗，她穿着新做的光滑闪亮的绸缎做的衣服，坐在炕上，铺满皱纹的脸上不停地荡着高兴的笑容。和巴婆一起生活的我舅婆那个兄弟的几间屋子里和他的院子里挤满了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与他们关系好的一些村民也前来祝贺，整个院子显得非常的热闹。
祝完寿的时候，巴婆对还留在她屋子里舍不得离去的子孙们说，你们干嘛破费送给我那么多好东西呢？我现在年纪大了，吃不动也用不了那么多的东西了。你们谁看上啥好，就拿一些去用吧。巴婆年纪虽然很大了，但思维清晰，尽管牙齿脱落得所剩无几，但说起话来依然清清楚楚，毫不含糊
子孙们对老人的心意表示心领神会，他们不愿过分忤逆老人的心意，就打开了一些桃酥、点心和罐头轮流品尝和评论起来。此时孩子们最为高兴，他们不停地伸着小手捏着各式点心吃了个够，但让我最难忘的，还是大人们用汤匙喂进嘴里的小块雪花梨罐头和它甘甜的糖水，它的味道叫我既新鲜又难忘，因此我便有了再好好地吃一次的愿望。
一直到出院回到家里最初的日子里，我都对父亲答应我的话充满了期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不见父亲买回罐头和提及有关罐头的任何的话。不久，我便彻底失望了。我也没有与父亲再提有关罐头的任何话语。我想把它忘掉却无论如何也忘不掉。我心里也没有埋怨父亲，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一次住院又使父亲借了一些外债。
出院后回到学校时，我的课程已落下了一大截，父亲曾担心我会跟不上而准备让我留级。但没过多久，我不但自己补上了落下的课程，考试时成绩还总排在前面。女班主任老师神情生动地对我进行了表扬，这也使父母非常的高兴，他们担心我的这次得病落下后遗症的事情，也大大地消除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