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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8.城里人乡下人

作者:鸿润|发布时间:2025-10-28 09:53|字数:10502

  一.

  千百年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基本上是我国人口迁徏聚集的主流形式。这种社会人口分布的割裂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产生过尖锐的社会矛盾,城里人和乡下人一度也因不同社会身份,而形成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那时月,城里人和乡下人因生产方式,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政治待遇,社会地位这些人为制造的极端差异,自然而然让优越感十足的所谓城里人,看不起身份十分卑微的乡下人。即便是扫大街、掏大粪的清洁工,所谓城里人对乡下进城的“泥腿子”们也要侧目而视,颐指气使。仿佛生活在城里的人,天生就比生活在乡下的人要聪明智慧些,要高人一等些,要眼光阔达些,要生性贵气些。

  尤其是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我们国家执行的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开始到改革开放这段长达15年的漫长岁月,我国城乡社会人口的二元结构,几乎走向了逼仄而令人窒息的死胡同。城乡社会的割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人口的融合产生了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这极大的损毁了我们的生产方式,严重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们的国民经济一度落后倒退到了崩溃的边缘。

  其实从我们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这段时日,我们的户籍制度并未实行全国统一,那时城乡人口的自然迁徏和流动,还是极其自由和宽松的。解放初期政府还积极鼓励乡下人往城里流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没,加强公有制工业的建设和强大,加快城市教育医疗,文化艺术等公共事业的建设。往城市迁徙的除有些生存技能的所谓五大工匠,还有些拥有一定文化基础和技能的乡下人,他们能够凭自己或家人的本事在城里站住脚跟生存下来。除了这些人,一般乡下人很少往城里迁移。

  我国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发展,一直禁锢了以土地为生存思维的乡下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让他们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祈盼风调雨顺,年年丰产,衣食无忧成了他们世代沿袭的生活理念。他们情愿把地里的丰收成果去城里换取自家需求的生活用品,他们情愿在农闲之时,打扮得体面些,也进城去享受下城里人的惬意生活,且还要处处小心着尽量别让城里人瞧不起他们。但他们知道自己只有在乡下刨土地的本领,对风光体面的城里人羡慕一番后,重新回到乡下享受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农家自有农家乐”似乎主导着乡下人全部的生活理念。毕竟人民公社化以前的城乡虽有差别,但差别并不大,只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细微差别,只是劳动的分工,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方式等方面有些许差别。何况我国历来,城乡联系密切,城里人更多的要靠乡下人的衣食供给,乡下人也需要城里人生产的工业品等生活资料来满足生活的需求,如小到锅碗瓢盆,大到农机家电。

  二.

  但1958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严格限制户口迁移的时代,尤其是极为严格限制农民往城市的迁移。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文化革命动乱的漫长岁月,在铁板一块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城里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乡下实行集体制小农经济。政策除规定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还加大压缩城镇化建设,精简城镇职工,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使大量城市人口迁往农村,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为严峻的逆城市化运动。当世界一些先进国家正大刀阔斧掀起城市化运动高潮时,我们国家自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城市化进程几乎归零。

  尤其是随着“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消灭一切私有制的农村公社化运动,这种“车马归队、劳力归田”敲钟出工,日落收工,五匠艺人严禁外出进城揽活的现象,严诃禁锢人身的农村政策,它严重脱离了我国基本国情,脱离了农民生存的实际需求,是极左路线下绝对平均主义的滥觞。这一系列的农村政策既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还阻滞了我国农村私有经济的发展。而政府推行的日甚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更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让农村生产的粮食只能交由国家收购,就连农民自己的口粮、种子都须国家政策的批准预留。

  城镇市民也由国家政策归定按口计量,凭粮本供应,粮食流通市场被全面禁止取缔。这种人为的,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既限制了城乡人口的合理流动,限制了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又将人的社会身份割裂为“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与“吃农业粮的农村人口”两大阶层,并世袭身份。这就更加速导制了城乡和工农的社会矛盾,摧毁了城市经济发展走向繁荣的基础,阻断了城乡结合、互利互惠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加之随后在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左倾浮夸的妖风,城乡掀起的脱离实际,甚嚣尘上的大炼钢铁等全民运动以及农村实行的吃大锅饭,住百家屋的闹剧,更是把城乡二元结构扭曲成了“画地为牢,出生为界”的牢笼。结果是直接导制了灾难濒仍的三年自然灾害。

  新生的共和国竟开启了历史倒退的老爷车。再加上当时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共产国际的分裂,苏联人的趁火打劫,这一连串的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使得建国以来好不容易刚刚建立起的稳定的社会生产秩序遭到破坏,饥馑苦难的日子令城乡百姓都苦困不堪。

  好在有基本生活资料的计划配置,乡下人却只能靠集体生产自救,乡下人的生存空间被逼仄到了走向死胡同的地步。好在一玚曲折而复杂的国民经济调整从62年中央的七千人大会提了出来,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治模式构想也应运而生。这对农村释放的生产自救信号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迅速得以发挥,严重经济困难迅速被克服了,社会经济也逐渐在恢复。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年代,刘少奇这一提法在当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就迅急被否决。

  其实在农村试行不到半年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的释放,显然起到了推动生产力,提高生产水平的积极作用,它也切实可行地吻合了我国农村的基本国情。但刘少奇的这一进步的政治动念却被斥为刮“单干风”、“刮黑风”,被诬蔑为“修正主义”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到了彻底批判和否决,极左路线又一次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引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四年后这一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便蕴积成了十年动乱和浩劫的导火索,来势汹汹的文化大革命把我国单薄脆弱的国经济体系摧毁殆尽,濒临崩溃。

  从那个历史时刻开始,城乡二元的社会体系便极端对立,铁板一块,无人能够动摇。共和国的亿万百姓被人为的政治操弄,区分为所谓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形成了所谓城里人和乡下人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和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福利的倾斜,也从此陷入冰火两重天的政治境遇。户籍管理,住宅安置,粮食供给,副食供应,教育医疗资源的配置,劳动就业,劳动保障,即使是婚姻和征兵等都成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立判分明的分水岭,成了判断城市乡村两个阶层所属的唯一依据。

  作为城里人,他们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乡下人则仍是以典型的集体小农经济为主。城里人把社会化生产作为主要生存手段,他们以全民制和集体制体系的工厂8小时工作为主,工厂成了体系周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工人拿工资吃劳保,享受工厂的全方位福利。而那些在各级政府单位,事业单位工作的城里人,比起以厂为家的工人阶级,他们更有种权力给予的养尊处优,人上人的自我体验。就算是城里那些引车卖浆者流和服务行业的人们,抑或扫大街掏大粪的清洁工人,只要是有城市户口,他们都有在乡下人面前为之骄傲和显摆的世袭资格和本钱。

  有柏油马路可逛,乡下人只有泥巴路可走。城里人有鲜花盛开的公园可游,乡下人只能在自己的菜园子黑汗水流地浇灌。城里人有虽不丰厚的工资,但这点钱可在乡下人舍不吃而担进城的时鲜菜蔬中挑肥拣瘦。城里人的孩子写完作业,可去少年宫或体育场馆享受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乡下人的孩子作业还没完成就要被催促着去田间地头,帮父母辛勤劳作。城里人生了病可就近医治,乡下人生了病因就医远,叹惜医药费昂贵而久拖不治。

  城里人饥肠辘辘时可掏出钱和粮票,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长衫先生们一样,体面优游地买饭点菜,坐下来慢嚼细咽。乡下人即便口袋里有几个零钱,但没有粮票,只能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短衣邦一样,站在饮食店的门口,吃些带在布袋里的冷饭剩馍以充饥肠。城里人衣服光鲜,纤尘不染,鞋袜整齐,招摇过市。乡下人不是衣裳槛缕邋遢,就是裤腿高挽泥巴赤脚。同挤一趟公共汽车时,城里人也要尽可能远离乡下人站立,实在没办法要和乡下人站立一块,城里人还要掩住口鼻,侧目斜视,尽量与乡下人保持距离。车厢因车身晃荡,常常有种怒喝的声音鹊起:“乡巴佬,你踩了老子脚啦,你个乡巴佬!”

  那么乡下人就真正听命于城里人那高傲的人格霸凌,那自以为有多尊贵的欺辱,任凭城乡差别罩在他们头上的不公平吗?当然不全是。他们担菜进城,会把还残留着农药的时鲜蔬菜在城市的污水沟里浸泡一下,水淋淋鲜嫩嫩,既打称又打眼。乡下人还在称盘底下做文章,粘上的磁铁即使让称竿翘起,你也难识破他的短斤少两。死猪瘟禽,乡下人通过烟熏火燎,油沚盐浸,会堂而皇之的端上城里人的餐桌。从城里大量购进的鸡蛋,乡下人只需将蛋壳涂抹上鸡屎泥浆,放在稻壳谷糠中,就可以以倍数的价格向城里人谎称是土鸡蛋,而进行大肆推销。兑水的甜酒醪糟,掺沙的绿豆花生,都可瞒过精明又挑剔的城里大妈。极少数刁钻的乡下人,在端午中秋来临之际,还会把土豆拌上厚厚的粘稠黄泥,骗城里人是他们精心制作的上等盐蛋。孵不出鸡崽鸭仔的鸡鸭蛋,乡下人还可以制作成所谓的松花皮蛋。无数花样翻新的手段,乡下人都可以凭借小农意识的狡狤,骗你城里人没得商量。

  当然乡下人的聪明智慧在极左的疯狂年代,还是被最大化的导向在种田作菜,上交公粮及多种农副产品之上。为城里人作贡献,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了那个时代戴在乡下人头上的红色高帽。计划经济由政府主导,政策把控,乡下人的辛勤劳作的成果源源不断地供骨子里瞧不起他们的城里人,一饱腹欲,二爽口舌。乡下人也沉浸在生产劳模、五好社员的荣耀和喜庆中。但“一平二调”的农村政策,牺牲乡下人的利益,违背按劳分配原则,也让饥肠辘辘的乡下人,忿懑难平。那年月老实的乡下人敢怒不敢言,虽不断腹诽城里人恃政而骄的优越,让他们被迫忍饥挨饿,节衣受冻,但他们没有拿石头打天的本领,只能懊恼不公的命运让他们生长在农村,世代就是乡下人。他们恨不能即刻洗脚上岸,立马做个城里人。

  三、

  意识到难以改变世代承袭的乡下人,这一不可扭转的命运,乡下人便把死命读书,跳出农门,早日做个城里人的希望放在他们儿孙辈的身上。读书改变乡下人卑微的社会身份,似乎是那个时代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唯一的出路。当然还有其它路径,但条条道路不通罗马,比登艰险无比的华山之道要艰险曲折得多。

  比方与城里人联姻。城里总有些大龄男娶不到老婆,他们就把眼光下放到乡下,但这种城乡联姻多数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按政策城乡联姻也不能动迁户籍,生下的孩子仍只能随乡下母亲的户籍。这种城乡联姻的所谓“半边户、四属户”在乡里更为艰难。一方面拖儿带女挣不回分口粮的工分,一方面又被乡邻以为四属户有几个活钱进而羡慕嫉妒。男人们除了在城里上班挣工资交到生产队,为老婆儿女买口粮,他们假节日还要回乡下种田作菜,两头忙活。把乡下的老婆和儿女接到城里去生活吧,那也是偏上虎山行的决策。老婆和孩子没有城市户籍,吃饭要高价在黑市上买粮,住房只能挤缩在一间单人宿舍,要不就在偏僻地界搭一间风侵雨蚀的窝棚。男人的收入难以支撑生活的重负,女人只好领着孩子翻垃圾检破烂或打些零工。

  这种艰难困顿的城里边缘人,要想改变这种被所谓正宗城里人称之为的“黑人黑户”,唯一办法就是走因病迁城的途径。但因病迁城的政策收得紧,指标控制严,僧多粥少,靠弄虚作假搞病历打通迁城的关卡,如同蜀道之难。千金散尽不说,最终还不一定能实现愿望。夹在城里人和乡下人两者尴尬身份逼仄道路上讨生活,这让生活在城市边缘的黑人黑户,劳心费力,苦不堪言。

  还有那些由城里人变成乡下人的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一夜之间,远离城市来到乡间,成了新生代的乡下人。当他们狂热的政治情绪冷却后,在广阔天地经历了一番风雨洗礼,昔日稚嫩青春的脸庞已是愁眉紧锁,困惑不堪。在招工回城,升学无望的懊丧下,下乡知青搞病退回城的门路花样翻新,时刻将乡下人想搞因病迁城的路径堵塞得水泄不通。

  修理地球的艰辛与繁复,与下乡插队所在地乡下人的矛盾和冤屈,让这些新生代的乡下人,也开始燥动不安起来。他们既不想长久呆在远离城市,远离父母的乡间,他们也觉得回城探亲的尴尬和难堪。因为即便是短短几天的回城探亲,总要被派出所抽查户口,被街道居委会干部堵在门口,迭迭不休劝你立马回到乡下去。他们还在你家门口贴上“我也有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爹妈要上班,粮食有定量。不愿亲人忍饥饿,赶快回乡去生产,广阔天地有作为,做个盲流太难堪。”的打油诗。但他们又实在不想回乡下去,几年的艰苦劳动,换来的是回城无望,前途渺茫。明明知道没办法走因病申请回城的道路,知晓这条道路漫长而凶险,但又侥幸想搏它一搏,兴许会有点希望呢。那怕回城扫大街去粪码头(掏大粪),糊火柴盒,推板车,只要有城市户口,干什么都情愿。

  幸运的是部分知识青年通过搏同情,托关系,走后门,送财礼终获得了因病回城的机会。但大多数出身不好,城里的亲人在阶级斗争的漩涡中还身难保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呆在虽不情愿,也无可奈何的乡下捱日月,耗年华。要么与贫下中农身份的乡下人缔结姻缘,要么委屈求全做好新生代的乡下人。

  那年月,小部分乡下人为了由乡下人的户籍脱变为城里人的户籍,可谓是办法想尽,手段使绝。似乎让他们赴汤蹈火换来一个城市户口,他们也在所不辞。

  四.

  我曾听我在株洲化工厂的大姐说起过这么一档子事。她们车间有个被称作“卓麻子"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工厂的。这位老兄本来在部队积极努力提干后,升到正连级干部就可以让家属随军的。但就在他终于升了副营级的官衔,又争取到了妻子儿女随军的资格时,他的一次热血汉子不计后果的冲动,竟然毁掉了这美好的一切。卓麻子漂亮的老婆被老家公社下队干部玷污了,那个干部因有背景并没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调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反倒异地升官。

  卓麻子从部队回家为老婆办理随军手续时,听到老婆被污的事,他竟一时糊涂,他在堂弟们怂恿带领下,夜半寻仇,失手将那位作了恶却未受到惩罚反而升迁的公社干部打伤至残。虽然他堂弟承担了打人的罪责,那个作恶的公社干部也最终因破坏军婚而受到法律治裁,但这位老兄也受到了部队的严厉处罚。不但取消了他家属随军的资格,就连他自己也被迫离开部队而转业到地方。幸运的是这位老兄,人缘好,交际广,他通过关系被分配到了株洲化工厂这家国营大厂,并担任了车间副主任的职务。

  卓麻子怕漂亮的老婆在乡下还有可能被欺辱,于是这位老兄便也领着老婆和孩子,踏上了做城市边缘人的独木桥。好在他是副营级干部转业,又是车间副主任,他想把老婆孩子的黑人黑户转为城里人,他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排队等候上面给厂里每年对中层以上干部家属下达的随迁指标。只要耐心等上三五六七年,兴许就可以排队上岸啦。

  二是迅速走因病丧失劳动力而随迁的道路,这条路时间虽短,但过的关卡多且充满凶险。首先要有特别亲近关系的医生朋友导引,要有医院主任级别的资深大夫出具承担公安户籍审查的病历报告。其次要找到确实有符合申请迁城病情并丧失劳动力的病人去顶替你身体并无疾病的老婆去医院过检查监定的每道关卡。而这个顶替的病人有一定的演技,能演示出病态痛苦但又神情自若,撒谎成性的样子。为了审查不至有漏洞穿邦,主任医生和顶替的病人要配合默契。这是利益交易的游戏,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双方守口如瓶是利益交换的原则。

  卓麻子很是幸运,医院每道关卡都顺利而过,当他拿着医院的报告到厂部签字时,更是一路绿灯。他领着老婆喜孜孜地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长要亲自质询把关。看有无弄虚作假的情况,然后才能签字盖章,同意准予因病丧失劳动力的某某签入户籍,再报呈具有县团级级别的市或县公安局最后审定。当然派出所长这一关是关键,所长签了准予病人签入的意见并盖上公章和私章,那由黑人黑户,连同黑子女们从乡下人变为城里人便基本尘埃落定了。

  但派出所长从来都不是吃素的,长期训练有素而炼就的火眼金睛,一眼就可看穿面前的人是否真正丧失了劳动力。所长的质询也常常让被质询的所谓病人,神色慌张,手心冒汗,几近穿邦。只不过这种游戏也早有现存的剧本可以预演,在先行彩排的基础上,是很难穿邦的。卓麻子的妻子,正当30多的大好年华,本就天生丽质,虽在乡下,但人家有初中文化,又有门裁剪缝纫的好手艺,从未下过地晒过太阳,淋过雨水,保养得极好,气质上乘,白净漂亮。她是老家远近闻名的赛西施,要不那个被打残的公社干部何至于竟胆大妄为,冒着破坏军婚而身败名裂的危险把她生生地玷污了呢。

  派出所长的质询是不许被质询人的亲属在场的,正如审问嫌疑人一样,不允许与案情无关人员在场。当卓麻子的老婆被喊到派出所指定的房间质询时,派出所长一眼就识破了眼前这位风姿绰约的女人,即便在乡下她也应该过的是养尊处优的日子。看她肤白赛雪,眼含风情,虽说不上风华绝代,但美丽的秀色远胜城里那些上班女子的憔悴容颜。她只不过是为了挤进城里人的阶层,弄虚作假,啥病也没有的一位乡下漂亮的女人。要通过他的质询,除了钱的彩排成功,还有出其不意的权色交易。

  卓麻子的老婆颤颤惊惊地站在情场老手的派出所长面前,无疑是道令人兴奋的饕餮大餐。派出所长色眯眯一番温情款款的暗示,甚至是急不可耐的动手动脚,那俏丽娇柔的猎物便不由自主地向他投怀送抱。于是当见到绯红着俏丽的容颜,蹒跚着衣裤不整的身姿,迈出派出所长质询的那间隐晦屋子的老婆时,卓麻子悬着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到了肚子里,他心知肚明,这回他漂亮的老婆和一对可爱的儿女从黑人黑户的乡下人,终于可以脱变成优越感十足的城里人了。

  五.

  1977年底开始,知识青年返城的狂潮推演的种种人间悲喜剧,我至今想起仍触目惊心。拼命挤上恢复高考后的独木桥,让寂静了多年的大学校园,终迎来了一批有志的知识青年。三五年后,这些昔日从城里落户到乡下的有志青年,将成为又一代新锐的城里人。但已下乡近十年,甚至是更长远年代下到边疆及国营农林场的知识青年,要重新做回城里人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这其中若是夫妻俩都是知青的,那还好,他们可拖儿带女,步履艰辛地回到城里,虽一时半会找不到工作,但至少脱离了农业人口的队列。最惨的是夫妻中一方是知青,另一方是乡下户籍的农业人口,按政策他们儿女的户籍都要随乡下户籍的一方。于是女方是知青的就断然离婚,这样可以带着乡下的儿女回到城里,虽一个女人带着至少一个儿女回到城里生活会很难很难,但至少她和乡下生长的儿女从今往后可以做真正的城里人了。

  另一种情况男方是知青,女方是乡下人,即便离了婚,男人仍解脱不了乡下人的困窘,女人更跌进了黑不隆咚的万丈深井。没有男人这个主劳力,靠一个女人的工分,就连基本口粮都不可能挣到手。不离婚吧,男人虽进了城,但要拖着黑人黑户的女人和儿女在城里讨生活,其艰难困苦没几个男人能抗下去。

  我下乡插队的湘南山区是一处偏僻渺远,山岭连绵,交通不便,生活贫困的地方。1968年和我一起下乡插队的女同学石瑶,家庭成分不好,海外关系复杂,在乡下苦熬了6年后,回城无望,只好委身嫁给了生产队一赤贫农出身,老实憨厚的手扶拖拉机手。婚后她们的日子一度平静而安适,没有政治的羁绊,又有老公的呵护,何况她还生了个聪明伶俐漂亮可爱的儿子。可是大回城的浪潮一裹挟,看着和她前后下乡插队的知青伙伴,一个个都卷铺盖回城了,她便有点慌神,坐不住了。但她又不忍心把老实憨厚的丈夫和聪明伶俐漂亮可爱的儿子扔在乡下,自己一拍屁股回城去。没办法,她只有暗自垂泪,心神不安,虽对着丈夫发泄过几通怨忿,但丈夫可怜楚楚,不反驳不回复,也终让她无可奈何。最终她和丈夫商量,她先带着儿子回城去,待她和儿子在城里安顿下来,再找关系让丈夫去城里去跑运输。这无疑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她暂时带儿子回城去,也踏实心安。

  丈夫也满心欢喜,不像其它巳婚知青,妻离子散,甚是凄凉。满心欢喜有奔头的丈夫,想多赚几个钱好今后到城里买辆手扶拖拉机跑运输,让他心爱的儿子和贤惠的知青妻子过上好日子。于是他承接了县林业局转运木柴的任务,他想多拉快跑,多赚几个钱。却不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阴雨天,山路打滑,他连人带车滑下山崖。虽然他贤惠的知青妻子能够带着他们聪明伶俐漂亮可爱的儿子,一同回城了,但他却再也享受不了平静安适的家庭生活了。他只能在黑暗幽深的九泉之下为他心爱的妻儿祈祷回城的日子平静安适。但他的妻儿即便是回到了城里,真能过上平静安适的日子吗?

  六.

  改革开放初期,历经了十年的大浩韧大动乱,用人荒芜,百业待举。尤其是城市各项建没事业,自1958年后几乎处于停滞或半停滞的状态,要恢复城市建设,要大力促进城市的发展,那就只能“我劝天公重抖擞,不局一格降人才。”没有政策的导向,城市各行各业不能大举招贤纳士,好在因当时退休抵职的政策有所松动。原来除矿井作业、森林采伐和盐业、地质勘探的职工在农村的直属子女可以顶替,其他行业退休顶替的政策只限城市户籍的亲属子弟。

  但1978年开始,大量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可以回城顶替退休的父母回城进工厂工作了。子女抵职的浪潮遂扩大到不仅限于工厂矿山了,学校医院,机关干部各行各业和各地区普遍制定了子女顶替退休父母的制度。同时各行业就用人荒的状况,也普遍开始在内部招收职工子女了。但一个职工家庭,只能有一个名额指标。

  于是夫妻俩根据子女的优劣、特长、个性、发展等多方面权衡,指定一名子女顶替进厂或招工进单位。子女们便为了争相成为父母亲指定的抵职人选,兄弟反目,姐妹成仇,或大打出手,或怒斥父母偏心。甚至是老夫妻之间也生了嫌隙,互相怨忿。当然还可以用抓阄来决定进城或留在乡下的命运,反正命运的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赌一把或可一夜之间改变命运呢。这一顶替招工的政策,同样衍生出乡下人想一夜之间突变为城里人的悲喜剧。

  82年暑假,我回插队当民办教师的乡下,去看望有恩于我的原公社文教办的老郭主任。郭主任要退休了,他有两个儿子都想抵老郭的职,进教师队伍。其实在我看来就算抵职进了教师队伍,虽由农业人口变为了非农业人口,能靠工资收入吃饭而不是靠工分吃饭,但仍只能生活在乡下。老郭的两个儿子都对我说,你本身就是城里人,骑驴的不知赶脚的苦,我们夲就是乡下人,好不容易有了顶职就能改变身份的机会,一下子成了乡下人羡慕的吃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谁还能大度到不在乎呢,那种体味夲身就极具诱惑性呀。

  夜晚我和老郭主任在他居住的院子后的山林小路散步。老郭主任对我不无忧虑的说:“小齐呀,你说我到底该让谁顶替我呢?大儿子建军为人诚实厚道,但读书不多,初中毕业后因家里没有劳力挣工分,他辍学回家务农,还要帮他妈妈担水砍柴做家务,在家里困难时期,他可是作了不少贡献的。但让他顶替我进教师队伍,我自己都觉得汗颜,他的文化功底怕教小学低年级都困难,会误人子弟呀。小儿子倒是高中毕业了,且聪明滑跳,伶俐得很,又好学习。要让他顶替我,我倒是放心,教两年小学去进修两年后,就是教初中他都能胜任。但这样一来,我岂不会寒了大儿子的心?”

  的确老郭主任的思虑是有道理的,作为父亲他公允厚道,作为从事了一辈子教育事业的人,他深谋远虑从为师者的素质出发考虑人选。他既舐特情深,又胸怀坦荡,他是多么值得敬仰的长辈呀。

  我也陷入了沉思,停顿一会我对老郭主任说:“郭主任您虑及的有道理。但我认为还是让大兄弟顶替您好一些,因为大兄弟学历虽浅,但可以学习深造呀,而且他先不用担任主课老师,从体育、劳技等科目入手,在工作闲暇时努力主修一门专业,报考或语文或数学的大专函数。只要定下目标,努力学习,修为两三年后,也是不错的好老师。何况大兄弟为人诚实厚道,好师德就奠定了好老师的坚实基础。至于小兄弟,凭借这样好的学习基础,返回学校复读一年,明年考不上大学,后年继续考,终究会考上大学的。像我一个66届的初中生,下乡插队哪有功夫务学习,不是您77年把我招进民师队伍,我哪能考上大学呢?明天您召集伯母和两个兄弟,我们一起开个家庭会议,我作为旁人来主持吧。两个兄弟和我亲如兄弟,他们会听我安排的。”

  “太好了,小齐,你这趟回来得好,他两兄弟顶职的事,我困惑好几天,几个夜里都愁得睡不好觉。你这一提议,我豁然开朗,相信两个嵬子会听从你这一建议的。谢谢了,哈哈,还是小齐有办法!你这次在我这要多住几天啊,都两年没回来了。”老郭主任汗汵汵的大手握着我的手摇了摇,笑着对我说。

  毕竟老郭主任为儿子顶职的事以喜剧的结果解决啦,然而有许多因顶职而闹腾的悲剧在当时也层出不穷。

  结尾语、

  我林巴杂碎的铺垫,笔无章法的对比,又是议论又是叙述,似乎并没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这两个对立统一的社会身份表述清晰。其实这种二元制形成的社会众生相,谁又说得清道得白呢。城里人和乡下人这本来并非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不同的社会身份夲身也没有是非曲直,城里人也并非天生的优越,乡下人也并非天生的卑微。我笔下罗列的这种城乡差别,虽是举一漏万的社会写真,但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活阶段都有不同的现象和体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可以说是快马扬鞭,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城镇化建设,让当今世界为之惊叹,也让国人为之自豪。今天所谓城里人与乡下人的概念性称谓正慢慢淡化,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差别正一点点消失弥散,城里人的优越感已被乡下人的优越感击退溃败。尤其是取消了农业税,取消了一系列计划经济下罩在农业上的不公正政策,农村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倒流农村的现象倒是层出不穷,城里人想变成乡下人还有一定的难度呢。

  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大拓展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经济的繁荣和社会进步。同时城镇化还极大优化了城乡的经济结构,推进了社会的协调发展。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带动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加,更进一步推动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同时,城镇化还有助于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理顺了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了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之,城里人与乡下人社会身份在城镇化大力推进的今天,已发生了彻底的逆转。“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让我们展开垂天的双翼,去翱翔在当今社会城乡莫辨的似锦繁花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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