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要把满族人赶回“满洲”，让满族人和汉族人彻底决裂，由日本人来接管“满洲”。
如果俄国人不满意，要想插手进来，那么最好。
日本朝野早就磨刀霍霍，希望1905年那样历史重演，再次和俄国人在东北大地再打一仗。
这下子日本人却不会像1905年那样羞羞答答只是作为租借人蚕食东北三省（当时为东北四省），而是彻底解决东北的归属，从而给日本国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个结果也让孙文气馁。
对于清廷下台，亿万民众“仇满”心理一下子烟消云散，“五族共和”成了全体国民的共同心声，北方袁氏当国，南方诸多省份落入立宪派手中……
这一切如同一桶凉水浇到孙文的头上。
他对国民的愚昧和无知感到伤心无比，转而索性让权给袁世凯。
清王朝总理大臣袁世凯及时出任民国总统，他立刻周旋各民族上层，使各族上层人物感到有了安全保障，旧日的地位利益仍可维持，加上北洋军坐镇，国家才没有四分五裂。
这里，袁世凯起了很为重要的作用。
他让清廷“安乐死”，避免了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从而也避免了东北三省分裂的危险。
袁世凯维护了国家利益，保障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功不可没。此时的袁世凯积极推动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还参与了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如中国的第一次地方选举：天津市政选。他还是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
可是，当时中国的政坛，除了袁世凯，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上，那就是湖北军政府的黎元洪。在西方人眼里，他是谦谦君子、文明开放。
但是，由于甲午海战中，黎元洪差一点死于日本人手里。
黎元洪非常仇日。
日本的黑龙会知晓这里的一切。
所以日本朝野此时的国策是“挺袁倒黎”。
就在袁世凯的光芒如日中天时，中国还有两个政治明星冉冉升起。
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政治人物，尽管他们都是同盟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却代表着整个人类的走向，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
这就是宋教仁和陈其美！
同盟会的总干事宋教仁其实对同盟会总理孙文的激流勇退不以为然。
宋教仁以为：发展铁路确实极为重要。问题是政治家活动的主要舞台应在政治领域，他们应在这个领域继续扫清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桎梏，构筑自由、廉洁、高效和诚信的社会环境，给企业家、商人、科学家和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可以充分施展自己才干的大舞台，这才是好的政治家的天职。发展铁路应当让詹天佑那样的行家去干，也不是对铁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孙文能干得了的。
孙文的决定和行为，不仅是幼稚的，而且是愚蠢的，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出于对孙文的尊敬和友情，宋教仁这席话并没有说出口。
和大多数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不同，宋教仁却不是这么想：不能让小日本一家独大；不必对满族人斩尽杀绝；不需一夜间完成五千年的文明中国像日本那样“脱亚入欧”……
这就决定了孙中山和宋教仁对形势判断完全不同的看法，也决定了他们俩人对革命事业完全不同的行事方法。
同盟会的主要军事领袖兼上海青帮主要头领的陈其美却对孙文的退出政坛痛心疾首。
历史真的很带有戏剧性。
孙文能坐上这个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陈其美“奉旨”把孙文推上国家宝座。
当时的南方各省还没有统一。
也就是说，南北会谈的“南方”联盟还没有一个一家独大的大庄家，还没有人来为这个松散的南方联盟来买单。
这就需要一个盟主。
陈其美深谙其道，就让手下青红帮小弟在饭店、茶馆、妓院、鸦片馆、警局、报社等处故意放风，说什么孙文此次回国携带着着巨款和大批军械。
陈其美和青帮所控制的上海《申报》、《民立报》公开宣传孙文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以及其它大大小小的小道铺天盖地争论着说兵舰还是德国的好，不过法国的更便宜。
一时间，成为舆论的焦点。
1911年12月25日，在海外飘零16年的孙文抵达上海。
这天清晨，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布满了沪军都督府陈其美的卫队和军警，挤满了各国领事，中外记者和各机关团体的代表。马路边，码头上到处飘扬着各式各样的旗帜。黄兴、宋教仁和沪军都督陈其美走上船。
他们背后，站立着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
有人说，陈其美的卫队是临时向商团借来的，因为“杨梅都督”的小兄弟实在上不了台面。
不过陈其美此举极为成功。
既为孙文挣得面子，也给孙文对自己留下好印象，更向国人和孙文同时表示：
我陈其美就是唯孙文马首是瞻！
此时，孙文携带巨款和大批军械回国的消息，已经广为传诵，家喻户晓。多数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也都对孙先生能够带回巨款和军械，寄望很深，几乎没有人知道，孙先生是两手空空而来。
记者问道，“孙先生，您这次带了多少钱回来？”
孙文双手作势拍了拍自己的口袋，潇洒地一笑：“我没有带回分文，我所带来的只有革命精神！”
记者们也没有把他的话当真，大家都理所当然的以为这是孙先生放的烟幕弹，事实肯定不是如此。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成功的政治演出的一幕。
各省代表反到都傻乎乎真以为孙文一定带回了大量的款项和军械，低调，所以“欲盖弥彰”。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信了这个由陈其美一手策划，故意放出的糖衣炮弹。
可是，孙文当上临时总统后，拿不出钱来了。
自然各个省就不吊他了。
所以，四十几天后，孙文同意让位给袁世凯。
但孙文还是摘了桃子。
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时总统的名头还是被他摘了，以致不知内情的人还真以为孙文有这么大影响力。
但是，这个陈其美做这类事，从来就是不露山，不露水，他的政治营销其实已经成功。
国人不知道，但是，孙文心知肚明。
陈其美不争此大功。
但是从此以后，上海青帮流氓集团取代了广东兴中会的地位，成了孙文的最爱。
陈其美深谙中国古代君王“愚民”政策的精粹：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在日本混了几年的他，学会了这个岛国国民的忧患意识和阴柔坚毅，也学会了日本人的只做不说和那套“黑灯瞎”。
但是，时代不同了，除了只做不说外，还要控制报纸。在那个时代，控制了报纸就控制了媒体，即主流舆论。
所以这个冷面杀手，一直牢牢控制着上海的主流媒体，即报纸。也培养了许多和帮会和革命党人有千丝百缕关系的记者和文人。
可是，当时中国的政坛，除了袁世凯，其实还有一个人可以上，那就是湖北军政府的黎元洪。
在宋教仁看来，黎元洪远比袁世凯那个枭雄好弄。
黎元洪阴柔有余而英武不足；黎元洪开明而且和小日本有过节；黎元洪军人出身但非穷兵黩武之辈，而且黎元洪尚存一份体恤民众之心。
但是，最蔑视黎元洪的确实是同盟会的大佬们和日本的黑龙会，再加上黄兴和黎元洪的枝枝节节的个人恩怨。
“挺袁倒黎”绝不是孙文一时冲动的决定，也是黑龙会和东京同盟会大佬们的共同的一致决定。
所以，黎元洪其实已被“革命阵营”驱除出去，但是，这个决定不能大张旗鼓地说，只能暗中进行。
这就是民国初期政治的极为诡伪之处，也是流氓帮会“黑灯下”行事干活的最大特点，也就是日后中国政权都高举以特务统治为纲的“革命传统”。
这是宋教仁和陈其美的分歧点。
也是两大力量的对比的关键点。
孙中山走了。
宋教仁还在！
袁世凯不懂得什么叫共和，就让宋教仁干吧！
宋教仁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二。
历史有时的确很是奇妙：
在少了孙中山的1912年秋天开始，正和少了孙中山的1911年下半年一样，中国的政坛又一次出现了让人惊喜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