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同盟会中，宋教仁是最为成熟的政治家，其它人只熟悉日本，也崇拜日本“全面西化”的神话。惟独他，对各国政治制度最有研究，而且他的政治敏感性最强、心灵深处最为纯洁、书生意气最为方遒、民生情结最为浓厚。
宋教仁认为：当今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排满”和推翻清朝这上面，必须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顺势实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法制，在政体上狠下功夫。
他认为，一个好的政体比选择一个好的领导人更重要。武装革命——以暴易暴，只能实现权力转移，不是清除污秽的手段。政权易手，新官上任，过不了多久，贪污腐化，必然浮现。
人性使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居然孙先生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革命党人就必须把对袁世凯的监督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来。
这里最重要的手段是让同盟会走向前台，并团结其它阶层，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国民党。
宋教仁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集》第456页。)
他希望以政党政治来与“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切恶势力”进行斗争，巩固共和制度，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
这是宋教仁大力倡导组建国民党的第一个重要出发点。
宋教仁没有说出的另一段话就是：“以前，我们的同盟会多是由日本‘友人’说了算，是家长制；现在，我们当家作主了，是中国人说了算，是多数人说了算！”
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地下帮会、甚至黑社会性质和迷信色彩很浓的帮会组织，绝无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同盟会由于在它成立伊始就受到中国的“洪门”和日本的黑龙会的鼎力支持，与生俱来的黑帮色彩极其严重，行事作风可以用“鬼鬼祟祟”来形容。
不同的是，“洪门”是被同盟会所利用的，是同盟会的“手”，是同盟会用来打击清廷、满人的工具；而黑龙会是同盟会的“脑”，是凌驾于同盟会头上的“太上皇”。
许多重要的决定居然都是在东京黑龙会高层密室里少数家长似的神秘人物他们随心所欲作出的。
只不过在推翻大清王朝的过程中，中外同志互相利用，互相支持，这些“家丑”没有外扬。
可是，那些在东京的同盟会“大佬”们，依仗着他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情报系统，以及长期以来提供日本本土和台湾作为中国同志反清坚固的后方基地，甚至派遣大量日本志士参加起义和运动，更因为是他们在孙文负气脱离主战场后他们及时启用了宋教仁、陈其美等新兴力量的远见卓识策略等一系列卓越贡献，把辛亥革命的胜利全看作是他们的功劳，作为以来越来越凌驾于中国同志头顶上。他们以老子的身份动辄教训中国同志，连孙文、黄兴、宋教仁等一些同盟会最高层的领导都被他们随便教训、指责、谩骂。
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的牌子已经再也不能用下去了。
这并非宋教仁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孙文、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共同决定。
只不过，出面执行的是年少气盛的宋教仁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文、黄兴的及时退出“江湖”，去修铁路去了，不参与同盟会的改组，不与东京的大佬们正面冲突，也含有另外多种意思。
在同盟会从地下走上中国政坛的这个过程中，由于宋教仁雷厉风行，节奏很快，下手也恨，在同盟会内部势力最大和实力最强但处在异邦东京的日本“友人”竟无法及时应对。
这是宋教仁大力倡导组建国民党的第二个重要出发点。
从这一点来说，宋教仁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开创者、是中国国民党的总策划人、是中华民国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个具有强烈中华民族意识的爱国政治家。
这是他和孙文、黄兴等人的重大区别之一。
原来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是同盟会的负责全国地下行动的干事。
在宋教仁让同盟会走向前台，成立了国民党以后，同盟会并没有完全消逝，仍然有一批人在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
对于宋教仁的主张，反对的大有人在，如广东的胡汉民。兴中会主要在广东和南洋，而兴中会的绝大数是会党，宋教仁此举就和胡汉民的利益发生冲突。
广东是反对成立国民党最坚决的地方，这也是国民党在广东迟迟不能建立的缘故。
除了胡汉民，还有陈其美。
但是，陈其美并没有像胡汉民那样和宋教仁公开地对着干。
他巧妙地继承和发扬了孙文提出了改造会党的宗旨，将各地会党、帮会联合起来改组成为近代的统一组织，要求各省成立一个叫做“中华国民共进会”支部。
陈其美（陈英士）写给同盟会各省支部的通告中等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对湖北是特别看重的。因为此时，他坚决执行东京和孙文的“挺袁倒黎”的既定政策。而黎元洪的地盘就在湖北。
在陈其美支持下，民国元年七月一日，在上海由洪帮、青帮和公口三家帮会联合正式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陈其美的心腹干将，他的情报网负责人应夔丞任会长。
上海的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宣布从此洪帮、青帮和公口“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自应协同共济，振作精神，启沃固有之良能，研求旧道德为切要，不可稍存私利之心，破坏团结”。
上海设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总机关，并要求各省成立支部。
今天，在上海虹口施高塔（今山阴路）路上的“留青小筑”（今大陆新村）里，原来的“大陆山”或又称“大陆堂”的堂口的场子里，洪帮、青帮和公口（即哥老会）三家以“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名义共聚一堂，商议大事。
国民党的成立是当前“革命阵营”的头等大事，而且这些人都是建立新党被排斥掉的，当然心里很不痛快。
除了批评新建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熏获同器、良莠不齐”外，还就是攻击宋教仁“黄口小儿，居心不良”。
“飞鸟尽，良弓藏。现在清廷垮台了，自然不需要我们这些江湖中人了。”
“现在北京的国民政府发出了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对我们强制打压，国民党不是参与打压，就是采取坐视不闻不问，回避排斥。总理（指孙文）是不是不要我们啦！”
……
参加开会的帮会人员七嘴八舌，变得愤愤不平，心态逐渐失衡。
他们原以为革命有功，革命成功后会有所回报，可是革命成功后获得的一些权位正在丧失，得到的一些好处正被剥夺。社会不容纳他们，革命党人也跟着指责，跟着打压。
如果说其他政治势力对其如此还可容忍的话，那么革命党人的态度与做法他们却无法忍受。他们曾经跟随革命党人，曾经是出生入死的盟友，可是在最需要帮助，最需要伸出手来拉一把的时候，革命党人却转过身去。革命成功后他们被边缘化了，他们没有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却把怨恨聚集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他们产生了失落感，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他们由愤生恨，形成了一股寻机报复的心理。
今天来开会的除了上海的青帮外，还有全国各地的“洪门”代表，有公口（哥老会）的代表
“大家都先坐下，今天来就是想和大家开个会，给你们介绍一下大都督（即陈其美）。经过这段时间的共同奋斗，大都督得到了孙总理的认可，正式代理孙总理打理所有帮会事物，他才是进入我们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大龙头，以后我们都要听他的指挥。”
“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发言了。
应桂鑫原名应夔丞，浙江宁波人，他父亲本是个石匠，因在上海包工致富，后改经营地产，成为当地有名的富翁。应小时候也念过书，据说中过秀才，并略通英文，还当过教师，但应桂馨天生不安分，从小挥霍成性，好结交，他父亲的资财都被他用于交朋结友，因此江湖上颇有人气。坦率地讲，青帮那样的组织虽然是黑社会，但盗亦有道，这种组织有自己的公义和道德，而成为大佬的人，通常有仗义抒财，胆大妄为等名望。
年轻的应桂馨到上海，不久就结识了清末上海帮会最出名的人物范高头。
在20世纪初，上海青帮地位最高的老头子是范高头，他本是盐枭出身，在白癞痢去世后，由他接任青帮老头子的位置。上海有名的流氓头子黄金荣、李徵五、刘福彪、潘钰卿都是他的手下，号称“四庭柱”。范高头脑门上长着一个高高的肉瘤，因此他便得一个“高头”的雅号，久而久之，竟取代了他的真实名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