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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44章 晴天霹雳(10)

作者:xyyydd|发布时间:2026-11-13 09:34|字数:2030

  “那个应夔丞,我见过。”插嘴说话的是黎得水,

  “此人不是那种街头巷尾游手好闲的地痞小流氓,人长得气度不凡,家有万贯,是帮会中的头面人物。现在有些报纸把他描写成是一个无懒,这也和事实不合。而且,他还做过孙中山的卫队长,是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心腹大将,除了担当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他还是陈其美的谍报科科长,专门收集情报的。

  我在上海时,他来找过我,要我参加湖北的国民共进会,向我打听黎元洪的情况。那个时候,他就准备向黎元洪捅刀子。他不是一般的党人,是那些中坚分子。他本人说过,他是誓死跟随陈其美的,陈其美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他也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

  应夔丞跟我说多许多,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这么说:什么是革命,跟着孙中山就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反对孙中山的就是反革命。

  我是有一句说一句,我总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我想,按理说应夔丞做的事一定和陈其美有关。他以为他这样做就是革命的,否则,应夔丞不会铤而走险,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

  邓兆麟继续说:

  “三个主要当事人,凶手武士英在狱中被离奇谋杀,洪述祖逃亡不知去向,应夔丞又在狡辩,指鹿为马,满口白牙,根本无法结案。”

  “因此,应夔丞矛头指向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指控;就是不当真,事实的真相也就此不会大白于天下。

  袁世凯在国人眼里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

  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派;

  在1911年背叛了清廷;

  在1913年的今天,会不会又将背叛民国哪?

  他那种灵活机警,力图混合新旧事物和坚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风同样也在提醒人们:

  他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专制权力。

  说他是杀害宋教仁的元凶,这完全可能。

  但是,如果陈其美或其它的革命党人也共同参与了对宋教仁的谋杀,那末,这个结果会让国人不寒而栗:

  他们同样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专制权力。

  也许,他们比袁世凯更可怕。”

  ……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接着“大学士”郭林也开始了他的论述:

  回到正题上。

  宪法在中国,其实和在西方国家的作用不尽相同。

  在西方,宪法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而在中国,宪法更多地是为了唤起民族共识和防止重大失误的盾牌。

  但是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宪政都是国家政治精英们捷足先登的舞台,只不过,中国还是第一次接触,人们还不熟悉,还不知晓,这就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就像古代国家行大事需要大祭一样,一部宪法也需要用血来祭。

  宋教仁的血就是宪法的中国祭。

  清末,成千上万的立宪派进行了无数次的磕头,也没有磕出个所以然。但是民国后的今天,国家政治精英中最具影响力的,比较而言还是他们。他们又是民国经济最大的拥有者,决定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因此,他们出自于各自的利益上,部分接受了宋教仁政治理想,成功地上演了中国宪政的处女秀,在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击败了袁世凯的力量,预演了新的一幕。

  这些国家政治精英们,又同时占据了各省地方上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把宪政向纵深推广。这是辛亥革命后,可喜的社会变化,他们对专制封闭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

  然而,这些国家政治精英们却和旧社会联系最多,他们有的是地方士绅,有的就是旧官僚,他们对于国家的富强不抱奢望,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地方力量的增强。所以他们提出联省自治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地方政府的实权。他们和袁世凯是有矛盾的。

  国家政治精英们中第二种组成部分则是受新知识影响的成员:教师、律师、工程师、记者和新军人等。新式教育和出国留学考察、激进报刊书籍等对他们影响很大。他们更关心的是国家的变革。尽快和西方社会接近。孙中山就是这些人中的政治代表。我同意邓兆麟的说法:即科举制废除后,知识分子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新兴政治势力,对旧社会有极大的杀伤力。他们既不代表人数不少的有产阶级,又不代表更为庞大的社会底层,他们只想夺取造反夺权,实现原先在科举制中能得到的个人地位。在本质上,他们是坚持中央集权制的。孙中山就是他们中一大部分人的代表,所以,他不愿和袁世凯争夺国家最高权利,就是为了不去削弱中央集权的力量。对于各地方政府的自治倾向,他也是坚决反对的。在这点上,孙中山是和袁世凯是同一立场的。

  自治和集权,很久以来就各自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宋教仁事件只不过是这两股势力的又一次较量的表现,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出里面的大文章。中国的舆论,又一次表现得幼稚和缺乏客观性,没有人有勇气敢对这么多疑点质疑,因此他们也无法知道更深层次的含意。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各民族的悲哀吧!

  宋教仁当然是新思想的代表,但是他和袁世凯、孙中山的强烈的中央集权思想还是有的异同的。

  宋教仁认为:民主与专制,自治和集权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尽管它们有联系。

  但是,事情有轻重缓急之分。

  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彻底解决专制政体,这才是第一位的。

  至于自治和集权,可以缓一缓。

  自治只要不出格,不去损害国家整体利益,也是可以考虑的。特别是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高度自治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大前提是国家领土完整,这个原则不能松,其它都好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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