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把发展地方自治写入了国民党政纲，他的解释是“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而其终极目的则是“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
这样一来，宋教仁就赢得了各省各地的支持，当然，各地区的原因还是有不同的。然而，通过宪政来实现最高权力的合法更换，以懦弱但也相对进步些的黎元洪代替一代枭雄袁世凯，不仅符合国民党一党之私利，也会使中国政坛远离专制，更安稳些，符合大多数国民的利益。
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对这些局面很是不安。
他们一直宣称“立宪派”是旧社会的遗留下来的政治派别，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他们政治主张的破产，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右翼，他们是袁世凯的潜在盟友。
因此，他们和宋教仁的冲突就出来了。
其实，被激进的知识分子们蔑视的立宪派的人士，无论是提倡“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是希望用一部宪法来约束最高统治者，变“人治”社会为“法治”社会，多多少少代表了人民善良的愿望。
“宪法”也是“舶来品”，是西洋人发明的超越任何执政者权利之上的“国家根本大法”，它对饱受专制压迫的中国的老百姓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被激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称为立宪派中也有不少人是革命者，而且，对于一个特大民族来讲，社会制度的革命远胜于社会政权的变更。
事实上，立宪派并不拥护袁世凯，他们一直支持黎元洪。
这一点上，他们远高于孙文和黄兴。
而且，如果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党人选定了袁世凯，激进的政治精英们又有什么理由责怪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关系呐。
在这里，激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又陷入了逻辑上的混乱，被他们推崇备至的孙、黄在袁世凯问题上使他们语塞，同时反而对于被他们贬低的立宪派却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只能说建立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人，对客观事实的排斥使得他们的观察带上了有色眼睛，他们已经不能明辨是非了。如果一定要责怪立宪派和袁世凯的往来，也只能说是立宪派对孙文深深的失望。
中国长期的专制社会，多多少少造成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独断性和一元化倾向。社会的变革应该是多层面、多领域的，而激进的政治精英们只看到政治领域的出生入死，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唯一的革命者，因此党同伐异，把革命者的标准异化为别人对他们的态度，而不是实质性的政治主张。遗憾的是激进的政治精英们错误观点被某些舆论继承下来，辛亥革命的历史被扭曲了。
辛亥革命的本质集中体现在当年的三大事件上：
保路运动、武昌首义和成立民国。
更严格地说，“辛亥革命”就是由保路运动、武昌首义和成立民国三大事件组成的。
保路运动就是由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共同组织参与下，动员了广大民众给了清王朝最致命的打击。革命党人的强项在军事行动，而立宪派能鼓动广大的民众，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大军。互相合作，取长补短，才有翻天覆地的政治力量。
最近，某些舆论喜欢说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这种表面上的肯定，实际上是为了把保路运动排除出辛亥革命，其实保路运动就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某些舆论喜欢说武昌首义既是必然的，更是偶然的，但在具体解释时又千方百计归结为孙中山不懈的努力。
作为保路运动的继续，武昌首义把黎元洪推上历史的舞台，在部分党人以为是权宜之计，以为是利用黎，其实不然，这是历史的必然。
湖北的革命党人吸收孙文屡战屡败的教训，把黎元洪推到前台，也许是不得已，也许在权利面前还有那么一些自卑，但却是唯一明智和正确的政治策略。
黎元洪之所以有利用价值，也就是从侧面证实激进的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独霸天下的势力和实力。
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中国社会一直有这么一个循环，开国建朝的多为一些混混辈，刘邦也好，朱元璋也罢，就连近世的洪秀全都是些无赖出身，所以民间有“开国史即无赖史”的说法，以后有些出类拔萃的小混混随机变成了大混混，“人一阔，脸就变”，混混的真实面目就露出来了，你拿他也没辙。因为他继承了旧王朝的一切，包括对付不同意见者的国家机器。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老样子。
在老百姓眼里，陈其美就是这些混混。
然而和孙文接近以后，特别是在孙文不得不倚重陈其美这类人后，张謇、汤寿潜他们这些立宪派在潜意识上，不能不有所忌讳。
立宪派容易接近黎元洪这样不太咄咄逼人的开明人士，立宪派天然厌恶动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流氓，不管是红帮还是青帮，也不管他们穿中山装还是西装。
和激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不同，宋教仁对立宪派并不排斥。
宋教仁联合立宪派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团结一致，把袁世凯赶下台。这个策略，不能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接受。
激进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更害怕的是，一旦宋教仁成功以后，他在中国的地位就再也无法动摇了。
激进的政治精英们只承认一个领袖，那就是孙中山。
宋教仁的光辉要是超过了孙中山，那是万万不能容许的。
是宋教仁太成功，逼得激进的政治精英们下手。对于不得已采取这个下下策，其实他们也是心有不甘、出于无奈的。
宋教仁死了，是被暗杀的。
他是被代表专制的黑暗势力和和同样专制的某些国民党人和混混们联手合作一起来暗杀的。
如果照黎慕军私下对我的说法，还和日本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