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邓兆麟这么肯定的结论，黎慕军只能叹口气，他对朱芙蓉看了看，从他的眼神里，朱芙蓉知道，从今往后，他再也不会去做劝解游说之类的傻事了。
又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见过宋教仁，我也接触过孙文。宋教仁民主，而且豁达，孙则不然，我觉得他的领袖欲望和专制独裁倾向非常明显。这也是我为什么推崇宋教仁而非孙文的根本原因。”
黎慕军发言了，他终于打破了沉默。
“宋教仁也反对袁世凯，但他采取的是在宪法规定内的合法措施，他并不是对袁世凯还抱有希望，他只是希望中国从此以后政治斗争和社会性的大变动分开。他认为百孔千疮的中国已经经不起折腾，而国会就像一个高级的政治试验室，只有那些在试验室里通过的东西，再向整个社会推而广之，才不会损伤国家的元气。
他那种稳中求变和强调依法行事的作风，为那些在政治改革上激进、在社会改革上保守的革命人物所拥戴，同时也迎合了那些地方政治和自治方面很有资本的众多的士绅人士和军政人员。其实，也代表了多数国人希望稳妥变革的美好希望。
国民党经过宋教仁的调整已经在首期国会大选中大获全胜。
宋教仁并非没有考虑过他自己和孙文的关系，他以为既然孙先生选择了远离政坛，他应当尊重孙先生的决定。而且，他以为自己实际上在贯彻实行孙先生的主张。
宋教仁归纳了国家正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政府应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政体组织应当是联邦的还是高度集权的。
康有为、梁启超是君主立宪制的拥趸，而多数去国外学习的革命党人由于只熟悉日本的政治结构，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含糊不清的。只有宋教仁最清楚西方各国，因此，他坚决支持民主共和国制。
孙文是最早提出美国联邦制的，而他现在的领袖地位，他更希望能领导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因此，他的观点反复多变。他甚至提出一个能溶合两者的新的崇高理想，宋教仁部分接受了孙先生的观点，但他发觉，与自治的鼓吹者结盟，支持他们的一些做法，尽管会消弱高度集权，但更能带来某种策略上的便利。
宋教仁在中央集权制度上的巍巍让步，让他获得了巨大成功。
同时，也给某些人带来压力。
明的是袁世凯，暗的就是某些昔日的战友，他们认为宋教仁的政治倾向已经向右了，不是说他已经不革命，而是他已经不够革命。再说，他的地位急剧上升将影响革命阵营中领袖地位的变化，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不单是利益问题，还有感情因素。”
黎慕军又提出在宋教仁遇刺前几个月，宋先生在分析当前形势中说：“闻本党有内哄，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象，然弟总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放眼观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势，未必能于将来亦可包括，吾人既不争目下，则将来自有将来之局面，又何足忧，请兄不必怀杞人之念也。”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方面，主持缔造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
其二，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宋教仁，无形中把国民党内部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人士，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从而造成“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
但是，宋教仁对于“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三个月后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接着，黎慕军又说了：“在我们湖湘船队中，有一个日本人。不，他应该是华裔日本人，或日裔中国人。他的父亲是日本人，他的母亲是中国人，是湘西凤凰的苗族人。他的名字叫黄金忠，也许，很多人知道他，认识他。他是我们船队的船老大，是个土生土长的湘西汉子。但是他的血液中有一半是日本人的血，所以，他比一般的中国人更多的知道一些秘密。他的出现，给宋教仁暗杀案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