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黎慕军停了停，考虑了一下，继续说：
“黄金忠的父亲是在几十年前潜伏到中国内地的日本间谍，当年武汉的乐善堂派他到湖南湘西武陵地区。在乐善堂的头头眼里，湖南是中国最有活力的省份，而湘西武陵地区则是最为神秘的地方。
“日本人非常想知道，那山里面的人文、地理、风俗和其它所有的一切。一个住着千万男女、有着美丽山川的地方，被简化为撩人的情歌、土匪的刀枪、河边的吊脚楼以及放蛊、赶尸、拜傩神等原始的生态。更因为偏远和交通不便，在乐善堂的头头眼里，这是块神秘而蛮荒的土地，而湘西人的剽悍则是日本人最为忌讳和害怕的。因为在历史上，日本人被骁勇善战的湘西土族打败过，记忆犹新。
但是在湘西，他以为自己中了情蛊。于是才有了黄金忠。后来，他们一家搬到了常德，黄金忠的父亲和原来乐善堂的战友，如今《汉报》的发行人小原善太郎接上了关系，但是黄金忠的父亲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湘西人了，对中国有感情了，对日本式的政治没有当年的那股热情了。在他死后，小原善太郎就开始培养黄金忠，希望他能为日本人的战略服务。
最近，小原善太郎收到上面的命令——刺杀宋教仁。
之所以让黄金忠来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黄金忠是完全同化的中国人，日本人在这里还留了一手，到时候，没有人能证明黄金忠是日本人。这还是中国人内部的事。
我们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应夔丞能指正凶手是日本人的话，今天的中国一定是同仇敌忾，团结一心。大家会放下不同政见，一致对日。今天这么乱哄哄的场面就不会出现，全国会加紧发展生产，发展军事，发展经济，这会让日本人在中国的种种投资泡汤，所以，这里需要中国人都动手！
但是，小原善太郎还是失算了。
黄金忠是在常德长大的，在常德，宋教仁影响力是巨大的。
因为宋教仁不是一个人，他和刘揆一、刘道一、蔡绍南、胡瑛、章士钊、陈天华、蒋翊武、刘复基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才俊组成的团队，更有年长一些的如黄兴、谭人凤、周震鳞等人悉心扶植他们，所以，宋教仁的能量才能如此巨大。
正是从对湖南的了解，对华兴会了解，对宋教仁的了解，黑龙会才要求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合作，才有了同盟会。小原善太郎和黑龙会不是无的放矢，他们的决断是建立在强大的情报系统上，他们能比普通的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实情。
小原善太郎的错误在于不知道这一点：黄金忠作为常德人对宋教仁的崇拜。
通过了黄金忠，于是，这让我们知道了日本人的阴谋，所以，上次宋教仁在武汉，我们通知了黎元洪，而黎元洪就责无旁贷地担任起保卫宋教仁的义务，因为黎元洪知道，宋教仁一旦在武汉被刺杀，那就是他黎元洪政治上的末日。
但是，宋教仁还是在上海被暗杀了，因为这是陈其美的地盘，而且，由陈其美和青帮出手，比由日本人亲自动手还要高明。这不会引起民族的愤怒，而是成为中华民族内部的糊涂账，永远搞不清楚。
陈其美和青帮是这方面的老手。
所以，上海的舆论成功地把脏水泼向了袁世凯，这种‘贼喊捉贼’的手法，很符合陈其美一贯的性格。
我请大家注意，以下的事情一定会发生：
陈其美一定会利用他的权势，把所有原始证据全部给销毁，或者重新炮制；把所有的当事人都除掉，除了应夔丞。
从这点上来说，法律是弄不清楚的，因为法律只在意证据，一旦证据被篡改，法律也无能为力。
但是，如果宋教仁真的和袁世凯达成了联手收复东北的秘密协定，那么，日本人和陈其美的所作所为就十分清楚了。
即便如此，日本人对待宋教仁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要宋教仁死。
在“间岛”问题上，宋教仁这种作法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所反对的只是满清政府，而非中国。这显然表明宋教仁对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区分，有着非常清楚的概念。此外，他就事论事，不以感情而使自己短视。宋教仁拒受清廷驻日使臣酬金，以及拒绝袁世凯邀请回国，襄助交涉，更明白表示了他帮的是中国，而不是清廷。这一点十足说明他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为了国家的领土，他情愿协助清廷以抗外敌。留日同志的猜忌，日本官方目之为密探等他并未十分在意。宋教仁如此，正意味其能识大体，而非一般常人所能比拟。他能清楚地分开公与私、理智与感情，这不是中国传统下公私不分的一般中国人所能做到的。清吏强赠酬金，宋教仁不能拒，但接受后发给留日而贫困的中国学生。这一点，一方面表示他不介意于金钱等身外物，另一方面则为宋教仁获取他人尊重，提高自己声望的最佳方式。当然，他做得自然而顺乎人情，更能表示政治手腕的灵巧与眼光的独到。这是宋教仁人格中行侠仗义式的作风，而为一个成功的领袖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所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