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后，一段时间内，大汉族主义思潮抬头，对少数民族处置不当之事屡有发生。
这个时期，湖北五峰的土家族的土司乘“白朗”起义，中央政府疲于奔命之际，开始以反对“改土归流”政策的起义，唐飞作为土家人，也积极相应。唐飞的娘舅和五峰的土家族的土司是生死兄弟，唐飞的娘舅过世后，五峰的土家族的土司视唐飞为儿子，如今，五峰的土家起义，唐飞绝不会坐视不管。
但是，在朱中安、邓兆麟等人不在的情况下，唐飞勇猛有余、智慧不足的缺点也暴露了。
在北洋政府军的残酷镇压下，这次土家人的起义因缺乏策略，一味的硬拼，最终失败，唐飞等人战死，起义队伍几乎全军覆没，“泛”的元气大伤。
不仅如此，湖北、湖南的军政府接着对土家人进行了几乎是“抢光、烧光、杀光”的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黎元洪副总统为控制湖南，力荐由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
1913年10月24日，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执掌湖南军政大权；但湖南地处南北要衢，袁世凯对汤芗铭并不放心，先是派亲信沈金鉴至湘掣肘其权；继之任命爱将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命其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严密监视汤芗铭举动；而后委任王瑚为湖南民政长，以分汤芗铭之政权。
汤芗铭为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其在湖南大开杀戒，仅有名可查者多达两万余人，因而湖南人民称其为“汤屠夫”。
“泛”也受牵连。
很多流散在湖南的弟兄也被抓，被杀，被关。
朱中安得知唐飞牺牲的消息后，大叫一声“兄弟”，一口鲜血喷洒而出，从此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如今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邓兆麟等人还继续在大庸，他肩负起照顾着“泛”的剩余力量的职责。
尽管如此，朱中安神志还是很清醒，他坚持要求黎慕军和朱芙蓉离开闭塞的山区，要他们先去上海。利用剩余的财富，改变下一代人的命运。
邓兆麟等人也支持这么做。
为了下一代，不能老死山区。
至于那个“湘湖货运公司”原先一直运转的还可以的，为“泛”和外界的联通起到了桥梁作用。而且，因为黎元洪和孙武在上面罩着，民国初期的政坛变幻，对它影响不大。
可是，1916年起，湖南开始了“驱汤运动”，整个湖南再一次陷入混战。
原来的澧州知府王辅帮下野后，组织起一帮地方武装，如同曾国藩时期的团练一般。出于对蒋翊武等革命派的仇恨，他把“湘湖货运公司”也视作敌人。
1917年夏天，王辅帮带领澧县的一批地方武装，突然袭击了“湘湖货运公司”的船队。以郭林为首的“湘湖货运公司”的船队，在顽强抵抗后，终于寡不敌众，整个船队上的弟兄多数阵亡，也有少数人跳入江中，不知去向。
郭林和严力归等人在激战中阵亡。
黎慕军得知后，知道这条线路已经不能继续经营了，他向北京的黎元洪、武汉的孙武汇报后，把“湘湖货运公司”解散了。
三哥黎得水携带妻儿投奔了大哥黎天才。
黎天才自1917年12月4日，在湖北襄阳率第九师全体官兵并联合第一师宣布独立，脱离北洋政府，震动全国。不久，他被推举为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已经成为一方诸侯。黎天才正是用人之际，黎得水前去，也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黎慕军身系黎元洪、“泛”的余部两大力量重托，不能就此去大哥处，终是遗憾。但是，如今决定以经商为主，远离政治，也不啻一种机灵又稳妥的策略。
此番黎慕军夫妇想先到上海走亲访友，为在新的形势下，新的生活做准备。
听了朱芙蓉的简短介绍，众人心中沉重了一些。
诸葛元超对黎慕军说：“贤侄，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黎慕军恭敬地说：“我这次前来上海，有在上海定居之意。除了让孩子们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外，还将在商界发展。对于国事，自宋教仁先生遇难后，我已经心灰意懒了。黎总统那儿，他也定居天津，已下定决心在商界发展。尤其在煤矿、铁矿和纺织方面。有些项目我也替他把关，有些产业我也替他打理。黎总统认为，只有国家的经济基础强大了，我们才有机会。”
诸葛元超说：“此意甚佳，此意甚佳。其实，我们也已转入商界，为的是保存那一点尚存的力量。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合作，互通有无，情报共享。”
黎慕军恭敬地说：“谢谢，谢谢老前辈的提携，我等没齿难忘。”
这时，只见外面人声鼎沸，众人探头一望，只见上海大部分学生都罢了课，在南市各马路演讲宣传，高呼“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曹陆章”等口号。
马路上，一支游行队伍在有条不紊地组织下，浩浩荡荡的行进着。
大、中学校学生前导，各小学校学生居中，各平民团体殿后的游行，人人均手执小旗，上书“力争青岛”、“抵抗强权”、“共诛卖国贼”、“废除密约”、“挽回国权”等口号，经过法租界至外滩德国总会，
在这以前，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游行到东郊民巷使馆区请愿、示威。最后，一部分学生冲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一把火点燃了史称“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焰。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的一方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在和会上提出了撤消临时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以及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收回日本在大战期间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
但是操纵和会的美、英、法、日等国以中国代表提出的问题不在会议讨论范围之内，并以山东问题日本与段祺瑞政府有秘密换文等为由，拒绝讨论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消息传来，激起一片愤怒。
怀抱一腔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尤为激昂。
《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说：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
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
他们在外交大胜利了！
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
山东大势一去！
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
中国的领土破坏，
中国就亡了！
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
务望全国工商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中国存亡就在这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关注和支持，抗议政府逮捕学生。
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但是，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支持。
1919年北京军阀政府压迫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引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愤怒。首先起而响应的是上海的学生，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在这种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触发的愤怒由北京传向上海，传向全国。
其中包含着两重内容。
首先，是中国人民对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状况的强烈不满。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建立起共和国，但七、八年间，“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只见：“国事日非，百吏尸位于朝，万民废业于下，士不安其校，贾不安其市，工不安其肆，农不安其田。加以苛税繁兴，盗贼毛起，生计废绝，十室九空。行旅所经，考询所至，上之唯口议腹诽，下之唯孤鸣篝火，内之唯妇号儿啼，外之唯陇叹路哭而已。”（《东方杂志》13卷1号，1916年1月。）
其次，是外祸日逼下的忧患。
辛亥革命失败后，近在咫尺的日本国乘欧战正酣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妄图建立起其在远东的霸主地位。
于是而有1915年的二十一条和1918年侵占青岛之举。
小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使国人日甚一日地感到危亡的逼来，两者的交错感应，催生出中国人危机救亡意识的形成。
上海沸腾了！
中国沸腾了！
李香云、朱芙蓉、上官云峰、黎慕军，互相望了几眼，齐声说：“我们也去！”
诸葛元超说：“好，老夫也去。好久没有这么舒畅了，走！”
众人一起加入到这股滚滚洪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