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党逃往台湾，共产党主掌大陆，掀开国民党的糗事，原以为很是小事。宋教仁被杀案在今天，已经是陈年旧事。宋教仁被杀案，也大可心平气和，慢慢探讨。
其实不然。
主流舆论认为如今海峡两岸是求同的时候,宋教仁被杀如果真与国民党有牵连的话,那对国民党很为难堪,非常难堪。难堪到国民党的历史需要全部推倒重来。
不仅如此，整个近代史也将被颠覆，必须从头再写！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无疑是场地震！
还是避开为好!
看来，解开宋教仁被杀一案，还是很需要勇气的。
但宋教仁太重要了，历史绕不开宋教仁！
尤其是台湾实现了两党制。
大陆的民主宪政思想也随着国门打开逐渐恢复并日益蓬勃发展，共和意识也日益抬头。
宋教仁的思想经历了100年的沉淀，非但不过时，反而光芒四射！
尤其是宋教仁是当年革命党人领袖中第一个看出日本野心，并是一个处处提防日本朝野的高明的爱国的政治家，他的政治远见和雄心韬略让他成为百年中国的无法逾越的最伟大的政治家！
我的看法，宋教仁是被袁世凯集团和以陈其美为首的上海青帮集团联手杀害的。更深入下去，日本人和黑龙会也直接和间接加入了这一惊天大谋杀。
袁世凯的罪恶是洗刷不了的，我无意为他辩护；然而如果陈其美为首的上海青帮集团也沾染了宋教仁的血，我会有一种不寒而栗。
而日本人和黑龙会的加入，更说明这件事的重大意义，远超过教科书上的所轻描淡写的范畴，它和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年的前几十年的走向，有着极其紧密的相联。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搞清宋教仁被杀案，才能清楚为什么辛亥革命建立了当时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而来的却是灾难而不是福祉？
灾难从宋教仁被杀始。
中国社会向有为尊者纬，所以有些历史易粗不易细。
近来看到有些文艺作者很善良，也很有想象力。
一篇文章有这么些描写：
号称“民国岳父”的宋嘉树向孙中山建议：他的侍卫官应桂馨是青帮中一个声名狼藉的流氓，不能留用。于是孙中山接受了他的建议，巧妙地打发走应桂馨，宋嘉树心中的一块石头这才落地。
还有的电视剧里有意加上这么一个小插曲：
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再三叮嘱，要陈其美加强对宋教仁的保护警卫工作，不能懈怠。
其实，这一切都是多余的。
孙中山和宋教仁不仅政治利益相同，彼此都非常尊重，或者至少说，双方都需要利用对方。
双方的分歧，还只是在建国的理念和方略上。
他们还是一个阵营。
只不过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在处理大事的方法和手段会有差异，会有矛盾，会有冲突。
但是，除了像陶成章、陈炯明这般实在可恶的人，孙中山也不会对宋教仁这样的歉歉君子下手。
但孙中山手下那帮人，就很难说了。
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当时的两个最重要集团的之一的广州政府首脑，胡汉民在他的自传里写道：
“钝（即宋教仁字——作者按）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即宋教仁）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
胡汉民是国民党中资格最老，也是国民党中最厉害的。
他指责宋教仁无非两点：
一是“颇习政党纵横之术”；
二是内挟黄兴，外和立宪派人勾结，有政治野心。
更主要的却是他流露出对宋教仁如此这般的嫉恨。
无独有偶，上海青帮集团的理论家，以后蒋介石建国后的“御用”思想家，此时孙中山让位后，伴随孙中山任全国铁路督办翻译和机要秘书的戴季陶，也对于宋教仁另有言词激烈的事后清算：
“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在短时期内掌握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戴季陶的话肯定不公平！
吴稚晖在北伐的大革命时期说得更透彻：
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成了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不能不让位给没有经验的乳臭分子，都是因为士大夫发酵变酸了。我们这些人想从井中救人，结果自己也回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还是18世纪的中国。
所以，立宪派人固然和旧社会有联系，革命党人也并非从外星球来。
再看看戴季陶。
孙中山让位后，戴季陶伴随孙中山任全国铁路督办翻译和机要秘书。当孙中山出访日本，与日本政要多次密谈时，只有戴季陶一人在侧，足显孙中山当时对戴季陶是何等的推心置腹与深信不疑。
在陈其美起兵反对北京国民政府时，戴季陶和蒋介石忙着把宋教仁一案中的主犯应夔臣越狱，并销毁了大量资料。
戴季陶他本人和宋教仁一案也脱不了干系。
这一切都说明，宋教仁在政治上和国民党内这两大集团，有着根本利益的冲突。
首先，胡汉民、戴季陶他们这样过分排斥、蔑视的立宪派的人士，是不对的。
被胡汉民蔑视的立宪派的人士，或戴季陶眼中的“反革命的官僚”，无论是提倡“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都是希望用一部宪法来约束最高统治者，变“人治”社会为“法治”社会，多多少少代表了人民善良的愿望。